【内容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四、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此只能做一概述。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霜；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结果，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了农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1978年之前，这种抵制主要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文化或“类”文化，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注：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格而不择手段。同时，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的机会而拒绝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有些人甚至非法越境，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注：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是对我的著作(Bonnin, 2004)第11章的概括。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人们希望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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