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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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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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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这场运动，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不可错过。这一代人对官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采取行动。（注：10月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直到12月10日才结束。）10月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随后却演变为5万知青的大罢工，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以为政府挽回面子，其实这场运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迎接他，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这次访问之后，有关部门便做出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青一样，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因此，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领导告别，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刘小萌，1998：747-748，2004：436-438；顾洪章、胡梦洲，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且具全国性影响，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胡梦洲，1996：182；火木，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大逃亡”。（注：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其中之一是刘小萌，1998：738。）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也不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回城风”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行动的结果是，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只有一种例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10万上海人。从1979年春到1981年1月，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新疆的人)都在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住许可证、住房或工作，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动。（注：2001年7月和2004年7月作者与知青M. X. L. 、L. Y. O. 和R. L. Z. 的交谈。）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则要归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不同寻常的50％（注：见1985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但仍于1985年和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90年代初才得以返回北京。（注：2000年8月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着新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同时力求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按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一份非农工作，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精神病甚至自杀，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莫及。（注：事实上，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2000年8月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1998：518-519。）
由此可知，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下放的所有知青，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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