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支出最终都用于知青。余款被用于帮助留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或返城后找工作的知青。
**只是在1973年后，知青住房所用木材供应才纳入政府供应计划。此前无详细数据，上书估计1962-1979年间的数据为580万平方米(218页)。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甚至牺牲了普通教育。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从1966到1976年，一代城市青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技校毕业生减少大约200万人，大学毕业生减少100多万人(见张化，1987：150)，城市教育水平下降。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学习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对“读书无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注：例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照华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参见岳军柱，1994：19。）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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