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1968年底到1970年间，大约有500万知青下乡，而从1978年末到1980年初，大约有600万知青返城。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终于使这一运动寿终正寝，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此外，1978年到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政府的计划数字也变得较为适中，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注：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80万人，但实际只有247700人离城，大约为三分之一。）知青会议决定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但在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这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然，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等。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效，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受下乡运动之苦，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要求简单明确，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力。最重要的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已经启动，而改革前期的“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政策，而在当时，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不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大多数人的“阶级出身”又不好，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在1978-1979年的知青行动中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或多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会，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需要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云南的情况。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但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这些变化，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见Yeh, 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注：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Scharping, 1981：287，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为15％左右。）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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