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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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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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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知青的出现（注：1977年，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1998：84)。尽管吉林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城市知青。）使农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验，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也能够与大众分享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因为对城市毕业生及其父母来说，获得一份城市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力)，才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20年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注：1978年底，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如享受食品补贴、福利和文化活动。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从1967年的1∶2.26上升到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并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看到，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转移出城，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而1967年到1977年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却在下降。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1966到1976年间下降了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224；Li, 1984)。从长期来看，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口为2000万。很多青年、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不得不等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但从长期来看，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恢复私人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Bonnin, 1988)。因此可以说，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表5 安置知青的政府支出(1962-1979) (单位：千元)
年份 财政支出[*] 实际支出 建房用木材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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