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1999)。
六、结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但他的回答却是经慎重考虑的。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力，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Bernstein, 1977：290-299)。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即使在中国，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纲领”一词(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适用于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运动时，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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