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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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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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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早还北洋，或暂驻南北洋适中扼要之地，调兵选将，兼筹全局。庙堂既便于谘询，各使亦可来会议，较之局于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远矣。”“此事关系至巨，似宜为朝廷切实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3](P616)薛福成致张佩纶函又指出：“如决裂之后，法兵窥我南北洋，而撤军回援，固形狼狈；若业既大举，仍归退让，则不如径置勿理，暂免大损声威。此伯相长虑却顾之苦衷也。”[3](P621)袁保龄认为：“论者或谓省三不悉洋情，不如竟以合肥赴粤调度，保龄则以为万万不可。盖决意征讨，则帅臣宜居中策应。……重臣宜外示静镇，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3](P624)周盛传致李鸿章函指出：“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一朝奋决，更赖谁人以持其后？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3](P638)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既非避难，就不会轻松——他与一些外国人士接触，设法了解法国的动态以及列国对中法争端的看法；他还与朝廷和前线官员密切联系，商讨调兵布防、购买运送武器弹药装备以及筹措款项等事宜，做出积极的努力。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还奉命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充满火药味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法间第二次正式谈判。李脱谈判，法国方面根本没有诚意，完全是想恃强逼迫中国放弃全部越南。因此脱利古大耍手腕，有时软磨诱骗，有时又暴躁不安，以势相逼，以战相胁。尽管如此，李鸿章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不卑不亢，坚持定见，正言驳斥了脱利古的无理要求，使法国的侵略阴谋严重受挫。1883年6月，朝廷命李鸿章择期北上回北洋大臣署任。
二、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
1883年7月初，李鸿章离开上海回天津。稍后，脱利古也来到天津，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依然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使脱利古无计可施，宣布中止谈判。法国见谈判无法达到侵略目的，悍然于1883年12月中向驻守越南山西地区的清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中国前线部队奉命开始抵抗。
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和李鸿章均持主战抵抗的立场，希望在战场上能占据优势地位，然后通过有效途径解决中法争端。李鸿章在1883年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中表明了抵抗的态度，提出了正确的策略。他写道：“即敌或迳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遽罢之理也。”“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他又指出：“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1](P257-258)但是，战局发展与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愿望相悖，清军在山西和北宁都打了败仗，后退至边界地区。军事的失利导致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实使清政府和李鸿章十分无奈，又萌生了妥协求和思想。1884年5月初，在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斡旋下，李鸿章奉命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议和谈判。5月11日，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将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对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条约概置不问。这等于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比《李宝协议》大大退步了。对此，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行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不容否认，李鸿章本人是倾向于妥协求和平的，但他并没有自作主张的地位和权力，他的想法毕竟要得到清政府同意才能在谈判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是在清政府授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李鸿章才可以确定条约内容并签字画押的。以下是几条证据：1884年4月22日的翁同龢日记写道：“法总兵福禄诺者致书北洋，略言分界可让谅山等五城，兵费亦可让：撤曾使，法人甚恶之。邸意以为可就此转圜，诸公议皆一辙。昨字寄、今电寄与北洋，既申饬之，复令设法毋损国体，且与讲说也。”[4](P12)这表明，清政府同意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也基本同意福禄诺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撤掉了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几天谈判后，5月9日未刻，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报告谈判经过及协定草案内容，并请“务求代奏，速定可否”。当日戌刻，收到总理衙门复电：“奉旨：详加批阅，均尚无伤国体，事可允行。该大臣即照所拟办理，嗣后详细条目，务当悉心筹画，毋滋流弊。钦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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