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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5](P129)翁同龢5月10日日记中也记载:“廷寄略言,所拟五条,不索兵费,不入滇境,余亦于国体无损,可允。”[4](P14)正是在得到朝廷批准后,李鸿章才于5月11日与福禄诺签订协定。5月29日,李鸿章致岑毓英函中解释此事说:“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3](P14)
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中同意中国军队即行撤回国,但双方对撤军时间没能达成一致,也未在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一分歧后来竟导致中法争端的升级,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李福谈判快结束时,福禄诺曾要求在协定中写上中国军队撤回的期限。李鸿章不以为然,拒绝接受这个要求。当时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记录道:“中国政府持有一个由福禄诺先生交给李总督的重要文件,……李总督当时对于这个文件,要不是关于中国军队撤退日期的两款文字删去,他是不会同意接受的,而福禄诺先生是将这两款文字用铅笔划去了。”[6](P412)但在协定签订后两天,福禄诺因接到茹费理的指示,又来找李鸿章,要求规定中国军队撤军时间。李鸿章仍然拒绝接受。福禄诺不甘心,继续纠缠。李鸿章为了敷衍福禄诺,口头表示中国会尽早撤军。李鸿章为什么拒绝在协定中规定撤军期限呢?除了想挽回一些面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激起朝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动摇清政府的决策,影响和局。他在1884年7月4日的《复陈使命约文情形片》中说:“所议简约,虽蒙圣明曲谅,而京都人士啧有烦言,若闻福酋又请限期退兵,必更哗躁,徒惑众听,臣又明知事难照行,而约款未可遽背,欲令岑毓英、潘鼎新查照调回边界约文自行斟酌妥办,实具委曲求全之苦衷。”[7](P2148)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又口头表示尽早撤军呢?因为他觉得,既然协定规定了撤军,迟早总是要撤的,口头表态并不为过,“尽早”与“即行”一样是模糊提法;口头表态本身没有外交效力,这样既打发了福禄诺,又不受实际约束。可见,李鸿章这样做是有自己如意算盘的,也是有一定策略考虑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与李鸿章的愿望相反:清政府得知内情后颇为不满,认为李鸿章办事草率,传旨申饬;又认为法国太霸道,口头表示尽早撤军也有损中国的面子,于是命令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5](P143)作为福禄诺,他得到的口头表态本不具备外交效力,可是他缺乏外交常识,竟当了真。法国政府根据福禄诺的报告命令在越法军北上接收。这样,一方不准退,一方却要进,冲突在所难免。1884年6月23日,法军将领杜森尼率领一支部队北上企图接管谅山,在谅山南部北黎附近的观音桥地区与清军遭遇。法军强令清军后退,清军称未接到撤退命令,须请示后决定。法军竟无理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这就是北黎事件(又称观音桥事件)。这个事件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其背后却有必然性因素:法国方面,迷信武力征服的作用,不把中国的让步视为解决争端的实际步骤,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恃强欺凌。中国方面,虽然在前几个月战争中打败了,但还未完全失去抵抗侵略的能力和信心,加上带有复仇心理,因此不想轻易让敌人占上风。正因为如此,在此后进行的一个多月的交涉中,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法国重演强盗故伎,于1884年8月5日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

    三、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

第二阶段战争爆发后,法军先是进攻台湾,随后又在1884年8月23日发动突然攻击,消灭了停泊在福州马尾的福建水师,这是中国一个惨重的损失。说起马尾战役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李鸿章只考虑北洋淮系集团的利益,拒绝派舰援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中法战争是先在越南打起来的,距离北方不能说不远。但是根据以往对外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政府十分清楚,列强一般是知道北洋地区的重要性,并且有可能到北洋地区捣乱的。这对中国的威胁也特别严重。所以,在中法战争开始前,清政府已经十分注意加强北洋防务的问题。1883年9月11日上谕说:“昨据曾纪泽电报,闻法舰将离越赴津,意欲恫喝办成此事等语。……李鸿章务当认真戒备,不可稍有疏虞。”[1](P185)10月30日上谕又指出:“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报。”[1](P223)1883年底,战争爆发刚几天,朝廷专门派张佩纶到天津征询李鸿章对战与和的看法,也表示出对北洋防务的格外关注。事情很明显,如果李鸿章没有把握保证北洋安全,清政府就不好下坚决抵抗的决心。为此,前文提到的李鸿章12月27日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最后特地写道:“津防为京师门户,尤系圣心。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伏祈圣躬颐神加餐,毋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1](P258)这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保证。此外,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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