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鸿章与乘胜即收

中法战争第二阶段初期，清政府曾一度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抵抗。但几个月中战局发展仍然令人担忧，主要是台湾和东南沿海战场的形势一直比较严峻；加上中国周边环境险恶，清政府无心再战，于是委派总税务司赫德通过海关驻伦敦代办金登干与法国进行秘密议和谈判。1885年3月下旬，越南战场战局突然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军队连续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并影响到法国政局变动，茹费理被迫辞职。然而正在此时，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达成《停战条件》，于4月4日签字。清政府分析形势后同意以此条件为基础结束战争，这就是“乘胜即收”。曾有一些评论认为，乘胜即收主要是李鸿章主谋决定的，对他提出批评。但据笔者查阅的资料，这次议和主要是清政府通过赫德、金登干秘密进行的，李鸿章没有参与，李鸿章此时主要负责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以下是一些证据：
1885年2月1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说：“我现在正在拼命地抓住裂缝的两端，以使它们能重新接合。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12](P183)3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说：“李督在过去一星期内很活动，也许有迳向法驻津领事试探谈判的可能，请茹费理注意，李现在并无权力在任何方面接触这项问题，因此，请勿让李督方面的任何尝试影响现经皇帝批准进行的谈判。”[12](P84)3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还说：“李鸿章在过去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在多管闲事。”[12](P184)另外，5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透露：“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的，她很勇决，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太后不仅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12](P130)读了这些话，乘胜即收究竟是谁决定的已经相当清楚了。
乘胜即收虽然不是李鸿章决定的，但他肯定是赞成的，这符合他的基本思想。此外，赞成此策的还有曾纪泽、曾国荃等人。不过赞成是赞成，意见也还是有的。比如曾纪泽认为：“吾华趁此机会，与之议和，本可望得一公允之约，虽稍让之，犹为体面。及误信西人之言，仓卒订约，受骗甚多；虽和议幸成，而后患难期尽弭。”[13](P320)
根据《停战条件》的约定，1885年5月初，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与李鸿章在天津开始正式和约的谈判。这应该说是对战争结果有相当影响的谈判。正因为如此，张之洞5月3日致电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鸿章在谈判中尽力多争取些权益。但实际上李鸿章在谈判中可以周旋的余地几乎没有，他5月5日复电张之洞：“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公徒责望，似未深知。”[3](P498)此言表示出相当的无奈。5月26日，李鸿章又说：“缘前六条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坚称法廷来电，经两国国家商定一语不可动移。若删改原文，仍非赫德转电外部不可，非鸿章等所能为力也。”[3](P110)5月28日，张之洞再致电李鸿章：“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赫德不足论，仍须公主持，勿贻后悔。”其对李鸿章的信任和期望之意不言而喻。但李鸿章确实难有作为，他5月30日复电张之洞：“事由中制，非鸿章所能主持。”[3](P504)可以想见，李鸿章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1885年6月5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此次议约，往返电商各条，均尚得体。本日批览改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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