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所谓转型期的含义，不仅只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换所发生的各种历史性变化，即使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政权转移，即朝代与朝代间的更替，也应是一种转型。如在唐先生所举的两次大转型期的二千多年间的宋元间的300年，亦应是经历了一个转型期。这300年间有4个朝代交错更替，整个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有辽、北宋、西夏的三足鼎立，后有金、南宋、西夏的依次对峙，这两个大三角所发生的不停转型，其产生的变化，正如唐先生所说那样，是激烈而痛苦的历程，终于以元的统一而冲破了这个“历史的三峡”，走向一种正常运行的历史轨道。难道说这300年不是转型史吗？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次大转型所显示的各方面变化，更为突出。我在“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1] 一文中曾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我以为，只要有许多方面发生值得注视的明显变化或突变，甚至巨变，那就应视其为转型。这样，转型期历史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对于转型期是否有段落，我赞成唐先生的“瓶颈”说法，就是从淤积阻塞到被冲破顺流而下这一过程就是转型期，而不同意一个转型接连下一个转型地连续不断。唐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提出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做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样一来，这个转型期岂不长达两千余年。但在同一页中他又说：第一次大转型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似乎转型又是有期限的。他对第二次转型，也设置了一定的期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福的了”，意思是“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但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专门写的是转型史，写到辛亥革命就戛然而止，显然又把辛亥革命视作另一转型的开端。辛亥革命结束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的确有其转型的价值，如此看来，转型期似乎应有段落。因此，耿先生的“160多年的历程”，是否在1949年亦可增划为另一转型期？

如果转型期历史脱离了通史和断代史的传统轨道，那么应该怎样写这段历史呢？转型期的历史往往比较纷杂，有的还是长期遭到漠视的。如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是辽、宋、西夏、金4个政权纵横交错，并不停地转，而且一转百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风情，无不发生变化，真是头绪杂乱，色彩缤纷，一般史家也多以其有难度而不愿过多地涉及，特别是对西夏史事，更少论述。然而，近读一位史学圈外的工程师张贵祥先生以10年之功，把这300年的转型史理得清清楚楚，写成近百万字的《大三国演记》[2]。作者的写法是以编年为经，以记事本末为纬，以事系人，传其生平，构成一幅立体的历史图卷，于事于人，各有论赞，并多有新见，令人一读即能把握这300年转型历史的全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虽有些问题，尚可商榷，但他以转型史的眼光，俯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70年的近代历史，沿着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一直到辛亥革命等诸重大事件为脉络，论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巨变，并把这种种巨变放到转型期历史的视野下来审视，就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几个高潮来论述，显得更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挖掘得更深入些，开拓得更广阔些。另外，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在转型期历史中选择某一专门领域的转型变化，来进行微观的研究和著述。如对明清间转型期中的文人结社问题的研究与编写，早的如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考》，把文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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