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回忆录下一个史料性质的定义呢?我认为，回忆录是当事人或者知情者对有关历　史事实的记忆。它不是事发时留下来的直接凭据，所以不是第一手资料，从史料的起源　上说它属于间接史料；它是作者以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参与或者知情为依据的事后追忆，　从史料性质的角度上看它是一种根据记忆形成的资料。所以，记忆资料是它的本质，不　能说真实性是它的本质。

　　人们常常认为回忆录缺乏可靠性，不太重视它。这种态度有片面性。应该承认，回忆　录有真实性。上面我们讲了三种性质的回忆录，其中第一、二种都是当事人的回忆，第　三种是局外人包括亲属的回忆。其中，以当事人的回忆最有价值。作为当事人，无论是　回忆自己还是回忆其他当事人，所回忆的事实都有真实的一面。第三种回忆录虽然不是　直接参与者的回忆，但是仍然不能否认其可能包含的真实性。比如，在情形不适合的情　况下，我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某人告诉我的一件事情保持缄默，但一旦时机合适，　我便公开了这个秘密。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并不因为不是直接当事人说出来的就不可　信。那么，回忆录的真实性的基础在哪里呢?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件　事，二是作者确实是这件事的参与者或者知情者。如何评价回忆录的价值呢?我认为应　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回忆录本身的史料价值。回忆录本身的史料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　这件事的史学价值。回忆录所谈的历史事件越重要，它的史学价值就越大。二是当事人　对这件事参与或者知情的程度。回忆者越是处在这件事的核心地位，发挥的作用越大，　他的回忆的价值越大。三是当事人回忆的准确性，准确性越高价值越大。

　　第二个层面是回忆录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回忆录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八　个方面：(一)作为史料，回忆录具有不可取代性。我们知道，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不可能　都有记载的，或者说，绝大多数是没有记录的。记忆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活动，也是人们　的精神生活的内容之一。人们不可能把日常生活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历史学研究必须注　意收集回忆资料，以弥补文字记录材料的不足。因此，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　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不可忽视的；(二)撰写回忆录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　，一般情况下作者总是带着总结人生经验的心态来做这件事的，事发时的情感和功利性　已经大大淡化，多数情况下会把真实的经历写下来。这是回忆录的真实性的主观基础，　它和历史学的真实性要求是一致的；(三)有的作者所写的回忆录，不单纯是个人的记忆　，而是会同有关当事人共同回忆，或者参考了自己收藏的文字资料，甚至专门查阅利用　了报刊、档案才写出来的，有比较高的可信度。比如，原志愿军板门店谈判人员王迪康　所写的《朝鲜谈判中的战俘遣返》，提到了美方最初交来的战俘名单上有战俘132，474　人，而最后接受回来的是757，99人，其中志愿军5640人。这样有具体数据的回忆录肯　定利用了档案[4]。同样，在《刘顺元传》中，刘顺元的回忆提到江苏省的反右运动确　定了右派分子13，349人，这个数据也是来自档案；(四)回忆录可以解决没有文字记载　的问题。比如，中共一大的地点、人员，八七会议的地点、人员，遵义会议的地点、人　员等事情都没有文字记载，研究此类问题都只能靠回忆录来解决。特别是少数人之间的　活动，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只能靠回忆录说明。辛亥革命期间的南北秘密会谈就缺乏正　式文字记载，而袁世凯的幕僚廖少游于1911年12月17日在上海与黄兴、顾忠琛密谈，拟　定和平条件，其所写《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就对会谈经过有比较详实的回忆[5]。　这样的资料无法取代；(五)有时回忆录还能纠正文献资料的错误。1927年4月，张作霖　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公布了一批苏联文件，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其中有一篇　《致驻华武官训令》称，为了引起外国干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外国人，不惜采　取任何手段，直至抢劫和杀人”。1983年10月31日，有专家访问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　国忱，揭露出这其实是一份伪造文件。事实是，这份训令是张国忱根据张作霖的指示，　找了一位白俄人，哈尔滨《喇叭报》主编来塔列夫斯基伪造出来的(注：参阅习五一《　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真相》，《民国春秋》1987年第1期。)。1980年4月，刘少奇的子　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所写的回忆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