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亲属的回忆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资料源。不仅要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亲属已经　发表的回忆录，而且要注意采访亲属。为什么呢?(一)可以通过亲属帮助鉴定已经掌握　的有关材料；(二)通过亲属核实其他回忆材料，把那些不清楚的细节、互相矛盾的回忆　、不准确的结论尽量核实清楚；(三)亲属手里可能有若干尚未面世的资料；(四)亲属可　以帮助提供重要线索，主要是时间、地点、参与人以及有关社会关系；(五)亲属常常本　来就是某些重要事件的知情人。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称：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　是在宋庆龄帮助下到达西安，并寻求一位王牧师的帮助的。这个王牧师是谁呢?他就是　地下党员董健吾，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他在抗战时期和地下党失　去联系，后来为了糊口，在南京汪伪政权下的一个警察学校中工作，留下一段说不清的　历史。1955年被以“汉奸反动分子”的罪名判处入狱，1960年由于斯诺想要会见他，才　被安排在上海市参事室工作，1970年于上海去世，1976年始获平反。他的女儿董惠芳当　时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她就是知情人。据她回忆，当年宋庆龄把一张名片剪为两半，　一半先给了董健吾，另一半留给斯诺，作为他们到西安接头的证物。

　　第四，无论当事人或者亲属所作的回忆，都难以避免感情因素。人们的历史活动是自　身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他对这些活动肯定会作出自我评价。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相关的　人，其评价都与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褒贬必然带有感情因素，我　们姑且把这种感情称之为“历史感情”。1990年10月，有我参与编撰的《山西王阎锡山　》一书出版，1991年4月25日，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社科部的吕文载同志给我来信，　称赞此书“多方掌握材料，力图就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展现历史的辩证法，时代纵横，人　物动因，跃然纸上”。这位先生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原来他于1937年参加牺盟会　，对阎锡山有一定了解，他认为我们比较公正地评价了阎。在信中，他一一列举了阎锡　山积极抗战的表现，回忆了抗战前山西高中以上学生集训队的队歌：“弟兄们散开，—　—这地方是我们的，我们不挂免战牌，——守土抗战，谁说我们不应该?”吕先生对阎　锡山的肯定，与对自己的革命历史的肯定联系在一起。文革中薄一波由于四人帮的诬陷　受到迫害，吕先生这位老革命、老牺盟会员可能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此书引起他的共　鸣可以想象。1981年8月，冯玉祥的儿子冯洪达出版了《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一书，　称冯玉祥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坚决抗战的民族英雄，一个反对独裁以身殉职的　民主斗士”[10]。作为亲属的回忆，如此推崇冯玉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亲属比其他人　更多一些感情的成分。

　　应该承认历史感情有正当性。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无论回忆自己的经历，还是回忆他　人的往事，心理上的爱慕、感恩、自恋、怀旧、荣誉感、崇拜感等等情绪肯定会流注进　去，有一点过头的肯定或者赞美不算什么。但是这和历史研究不是一回事。因为历史研　究需要坚持真实、客观和公平的原则。真实就是不虚假，客观就是不加入自己的好恶；　公平就是一碗水端平，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论人论事。我们把回忆录作为史料的时候，　就要注意由于感情的作用，当事者或亲属的回忆会有片面性，或者有拔高甚至隐恶扬善　的可能。比如，对亲属提供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很有褒扬意义的事实，就需要进行特别　细致的考证。例如邓中夏原夫人夏明1978年发表文章说，1921年6月李大钊指派邓陪同　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上海，布置中共一大的各项准备工作[11]。这个材料目前很少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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