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6]称，刘少奇1969年1 0月17日被送到开封是根据林彪的“一号手令”。在此前后的许多文章都谈到当时许多 老同志被迁出北京是因为“一号手令”。但是，当年记录、整理、执行“一号手令”的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敏所写的《我的父亲与“一号手令”》一文，却以确 凿的事实证明，疏散老干部是中央政治局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决定。毛泽 东指示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7]17日刘少奇被送走，当晚周恩来向老同志们作了 传达，要求大家在20日或稍晚一些离开。10月18日，所谓“一号手令”才整理传达下去 。这说明，刘少奇和许多老干部被疏散与林彪的“一号手令”没有关系；(六)回忆录能 够揭示某些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承认的事实。比如，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六言诗《 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弛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47年8月1日《战友报》(晋冀鲁豫解放军的报纸)，1957年2月，有 杂志致信毛，请求批准发表，毛回信：“记不起了，似乎不象。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 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但是，无论据彭德 怀回忆，还是黄克诚、伍修全、杨尚昆、王震都确认这是毛所写。这首诗现已收入1986 年版《毛泽东诗词选》[8]；(七)有些特别有价值的回忆录还能揭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的极有价值的真实细节。比如，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回忆， 1957年毛泽东接见湖南老乡罗稷南等人时，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怎 样?”毛回答：“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个谈话是罗稷南生前告诉朋友贺圣谟的，贺于1996年告诉了周海婴。2001年12月贺又 向上海《新民周刊》透露了这件事。2002年8月出版的《老照片》第24辑发表了罗稷南 的侄儿陈琨《我的伯父罗稷南》一文，再次证实了这件事。罗稷南不仅告诉过贺圣谟， 而且告诉过陈琨。罗稷南是什么人呢?他原名陈小航，罗稷南是其笔名，其父陈宝航早 年是蔡锷的助手。陈小航1918年考进北京大学，和梁漱溟是好友，后来在东北、云南从 教，30年代参加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参与福建方面和中央苏区签订条约。福建事 变失败后定居上海，1971年8月去世。毛的这个谈话不见于任何文字资料，但是是真实 的，而且极有价值，真实流露了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态度；(八)回忆录所包含的作者对 人对事的看法，是研究人员作出历史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比如，胡汉民去世后，林森 于1936年5月10日发表文章说，胡有四点优秀的品德。一是负责的精神，二是严正的态 度，三是操守的廉洁，四是学问的丰富。他赞扬胡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开会没有一 次不出席，在职四五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南京一次”；廉洁的品德“格外令人佩服”； “重于责已轻于责人”；“对本党的最大贡献，就在学问方面”[9]等等。这个评价， 基本上是客观的，后人研究胡汉民就可以此为参考。
利用回忆录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回忆录的根本特性是追忆，因此不准确是难以避免的。回忆录作者的历史活动 是通过记忆再现出来的，所以记忆是一个中介，记忆是否准确是回忆是否准确的前提。 记忆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它有因人而异(有人记忆力强，有人记忆力差)、随年龄增长 而衰退、怀旧(随着年龄增大眼前的事容易忘记，很早以前的事反而记得)与印象的深刻 程度相联系(特征明显、感觉特别的事物容易记住)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回忆录的真 实性就不是指全部内容的完全真实，而是指主要事实的基本真实，在有关细节上，例如 日期、人员、具体过程等方面可能记忆不准确。我们在使用回忆录的时候，对哪怕是基 本真实的回忆录所提供的有关细节也要进行必要的核实。
第二，细心处理缺少佐证、互相矛盾、曲意掩饰的回忆录。利用回忆录需要细心处理 一些问题，一是回忆录提供的史实缺少旁证，它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或者是个别人提供 的内容或细节没有佐证，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或者是一个许多人参加的活动，多 年以后各人对此说法不一，甚至互相矛盾，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并不是大家的说法 都不真实，而是许多说法中也许只有一种准确，但又不能肯定；或者这些说法都只有部 分准确。二是人们写回忆录时，总会有一些顾忌，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和事，就 会有所保留，不会说完全。三是不能排除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推卸责任，为自己评功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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