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然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要完全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足取的。问题在于服务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政治?对这个问题　，需要作一点阶级的和政治的分析。

　　华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侵略者，深深懂得“‘亡人国者必先去　其史或改其史’的奥妙”，所以他们总是竭力地伪造历史，篡改历史，曲解历史。(注　：《华岗文集》，第144页。)这个事实，大大加重了史学工作者以历史真相教育群众的　社会责任。所以华岗说：“为了提高自力更生的信心，为了配合政治、军事、经济等方　面的奋斗，对于日寇恶毒修改和伪造中国历史的无耻行为和一切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思　想，就必须给以无情的批判，唤起全国人民要为尊重自己的历史和开辟新中国的前途，　更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而奋斗。”(注：《华岗文集》，第158页。)

　　读着华岗的这些议论，不由得使人想起，虽然中日两国人民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的精神，努力促进中日友好，但时至今日，却总有那么一些人，肆意篡改历史，闭　着眼睛宣称，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野蛮占领并不是“侵略”，甚至公然声　称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样的历史歪曲，难道能够不闻不　问，不用事实真相来加以澄清吗?!
　　我国的历史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求真”，重视历史的真实性　，强调历史著作必须“秉笔直书”，史家为了如实记录历史真相，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　生命。以往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一己的和一个阶级的私利，常常要掩盖和歪曲历史，　但这种行径，从来为正直的、严肃的史家所鄙弃，所不齿。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　来说，由于其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因此它不需要掩盖历史真相，伪造历史事实。在这里，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是完全统一的。“求真”才能“致用”。把　握历史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学之所以有用，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是因为它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　，从客观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总结出于今天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华岗十分重视发扬中国历史学的“求真”传统。他强调，研究历史，一定要还历史的　“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更不可断章取义　、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以致“走上失实失真的地步。”(注：《华岗文集》，第464　、465页。)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要有辨伪　求真的眼光，首先要辨清材料的来源。”(注：《华岗文集》，第224页。)在谈到《老　子》研究时，又说：“当然我们不必去作繁琐的引证，更不要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注释所　迷惑，而要拿出严肃辨伪的科学鉴别功夫，以便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要进行科学鉴别　，就应该从《老子》其书本身去探索，也就是从全书所论述的全面思想体系中去理解，　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信而有征，避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的支离臆测。”(注：《华岗　文集》，第463页。)华岗特别强调，剥削阶级和反动政治势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固然应　该揭露和批判；革命者也决不允许借口革命需要，而对历史有任何的捏造和曲解。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玩弄历史　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　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　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　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注：转引自史若平：《为　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3页。)

　　在追求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华岗不仅强调要重视对历史资料的分析鉴别，更着重坚持　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华岗针对着有人“不公允　的”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指出：“诚然‘五四’时代人物对封建文化的批　判，不能使我们今日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太激进了，而是因为他们在　批评中缺少正确的历史观。正因为他们不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执行批判，所以在学术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