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认识今天而去了解昨天，这样一种学术动　力，使华岗的史学研究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活力。同现实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应该　说，这是华岗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

　　近年来，有些人在评论包括华岗在内的革命和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　，却常常批评这一点，认为他们强烈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立场，损害了学术的客观性　。他们所写的东西，是宣传品而不是学术。“功利性”超过了“科学性”。政治利益的　考虑妨碍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有人甚至主张，史学的任务只是复述历史，不应加入作　者任何的判断和倾向。要淡化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任何褒贬都是不客观　的，因此，都不能传之久远。

　　对于这样的评论，需要作一点具体分析。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时候，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工作　，那就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成就。20世纪历　史学的巨大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他们的历史研究，决不是　完美无缺的。他们有些学术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制，存在着不正确、不完满　、不全面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法避免的。正象我们今天必须去纠正前人的　学术谬误一样，后人也一定会发现并纠正我们今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否则，史　学的发展就会停止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或者轻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们在奠定科学历史基础上的筚路开山之功，更不能用轻薄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历史局限　。至于那种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抱着某种目的去研究历史，历史同现实生活紧　密结合，就必定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看法，则完全违背了中国史学史的实际。试问，有　谁能举出一部作者没有特定政治立场、没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没有任何倾向性的史学著　作呢?事实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没有一部有影响的史学巨著，不　是抱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为着某种社会需要而研究、而写作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政治目的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罢了。司马迁撰《史记》，是“网罗天下放　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考之　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司马迁：《　报任安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　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注：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这些伟大的史学家，决不把史学看成是政治的奴仆，一味看着政　治的眼色行事，但也从不讳言他们修史治学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追求。当然，他们所说的　成败兴衰，善恶是非，不能不是以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　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　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到了新时期，江泽民又强调：“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　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革命任务变成了建设任务。但是，对于史学　研究来说，我们仍要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道路，一如既往地为着中国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潜　心钻研，刻苦创新，贡献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

　　　　　　二、真实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