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和否定颇多。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　便成了一个必须讨论清楚的重要问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　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了唯物史观。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　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　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　，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因此，那位作者主张，要“少谈历史观　，多谈历史感”，或者用历史感取代历史观。

　　我们并不认为，唯物史观以外的任何历史观和方法论，一点也不能发现和揭示某些历　史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我国的史学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　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　的所谓“相砍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　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　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各种社会合力　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　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摒弃了以往认为思想、观念、意识是社会发展的　最终推动力的陈腐观念，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　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　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的。诚然，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但如果因为我们曾经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方　面出现过错误和偏差，就根本否定和一笔抹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　历史贡献，那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几乎所有史家”都因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而　被迫接受“唯物史观”，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恰好有两篇文章，　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篇是朱佳木同志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早在1933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说，“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　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建国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在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原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　对此，朱佳木同志问道：“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　‘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它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　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6　页。)另一篇是陈其泰同志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其中讲到：“谭　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　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土地，能引　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　，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注：《当　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页。)两篇文章里提到的几位都是史学大家，两位文　章作者今天写作此文肯定不会是受到“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文章所说的内容，与前　面引用的把“几乎所有史家”一概抹煞的说法，哪个更加合乎历史的真实，我想只要不　抱偏见的人都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还有所谓“少一点历史观，多一点历史感”，实在也是叫人难以索解的。历史观只有　对错之分，没有多少之别。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都不免受到某种历史观　的支配和指导。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使历史观“少一点”?历史观与历史感，也不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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