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中国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各农业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之间　以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征伐不是弱化而是彰化、强化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战争中，各民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几倍几十倍地放量，大量游　牧民族进出农业区，被农业化或将农业区游牧化；大量农业民族进出游牧区，被游牧化　或将游牧区农业化。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逐步为中华各民族所趋同，在融合　各农业民族成分和各游牧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汉族的人数越聚越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民族格局开始初具规模。

　　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各方无不以“中国”的　统一为战略目标而进行征伐。为了其“大一统”的合法性，各农业民族和各游牧民族都　溯祖“三皇五帝”，言其“授命于天”，以中华“正统”自诩。南北的多元“小统一”　成为隋唐至元“大统一”的“前奏”。

　　隋唐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大统一时期。由于有“开皇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物　质基础，隋唐两朝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气磅礴。政治上的三　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经济上的大运河和均田制、租庸调制，均是强化国家竞争　力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功能的浓墨重彩。对于威胁到国家统一的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　侵略势力，隋唐朝弃“守势”取“攻势”，文武之道张弛，一一荡平。唐朝的盛世疆域　曾经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18度[3](P57)，约一　千万平方公里。

　　五代十国割据和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　大分裂时期。从此开始，传统农业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征伐都没有成　功，不得不取“守势”，无力再圆汉唐的疆域，重铸“大一统”的辉煌。自14世纪至16　世纪的明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人”的“统一”王朝，其“统一”亦　不出封闭的万里长城。汉民族的勃勃生命力被专心于“内圣”的宋明理学所阉割，忧患　中不绝如缕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悲歌已经走不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在汉族政权丧失了“开疆辟土”　的锐气后，天下“定于一”的“外王”之功就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胡骑”所立。　在古代中国，是文明程度低的游牧民族而不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南北的农业区与游牧区、南北的各农业民族与各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当然，“边缘　化”的游牧民族一旦将其统治重心转移至传统的“元点”农业区后，武力征服了“文化　中国”的“新主人”就不可避免地被“旧主人”的“中国文化”所征服，逐步“汉化”　和“儒化”，以谋其“改朝换代”并统一中国的“正统”和“合法性”。

　　元世祖所“开疆辟土”的元帝国之疆域版图超过秦汉和隋唐，是古代中国的最大值。　北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则不仅将青藏高原正式划入，而且控制了　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3](P67-68)，约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央集权　制也由于各地行中书省的设立而进一步彰化、强化。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清朝时期走向巅峰的。一次次统一又一次　次分裂，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近四千年的分分合合所积淀的自小至大、自弱至强　的向心力、凝聚力终于将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整合为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以1683年至1684年清朝收复台湾并设立台湾府为“收官”之作，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最　后成局：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　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随着直接统治的行省制、间　接统治的“羁縻制”和户籍制、赋税制这些中央集权政策的成熟，清朝中央政府对各地　的管辖权和控制力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大值。近代中国之中华民国、当代中国之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就是以清朝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最后奠定的古代中国的疆域　版图为基础而勾勒的。

　　　　　　二

　　为什么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　国家统一”史，“国家统一”始终是常态，是主旋律和不可逆的大趋势?为什么古代中　国能够孕育出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　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到清朝时期臻化为“大团圆”的鼎盛，为走向世界的接替者近　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　遗产和历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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