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统一”。 没有所谓“仁”伐“不仁”的一次次战争，就没有古代中国的一个个“太平盛世”，就 没有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就没有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 大融合。自乱至治，自分裂至统一，“改朝换代”是战争，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的“ 四海归一”；“开疆辟土”是战争，如秦始皇的收岭南、汉武帝的收西域、清圣祖的收 台湾。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武力统一”具普遍性，非“常态”的“和平统一”的 “常态”是大军压境的“城下之盟”，如三国的西蜀后主的“乐不思蜀”和五代的南唐 后主的“胡不归”。在所谓“仁”伐“不仁”的战争中，谁的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谁 就是“王”，谁就是“仁者无敌”。
第三，古代中国“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是“双轨制”，而不是“单轨制”。自“ 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的五个大统一时期，除夏商周的“ 王”为“诸侯共主”，是“分封制”的弱势的“国家统一”，秦汉、西晋、隋唐、元明 清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势的“大一统”。由于中华大地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由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政府对各 地区、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不得不“因俗而治”，自近至远，多种制度并立。所谓的“中 心区”是直接统治，即自秦汉的郡县制至元明清的行省制，政策基本不变；所谓的“边 缘区”是间接统治，如隋唐的羁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以军事控制为主的都护府制和 将军府制，政策呈“多样性”。在维护中华“正统”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中央政 府“授权”所谓的“特别行政区”或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包括西藏地区“政教合一” 的“高度自治”)，“土官治土民”，免赋税徭役，尊重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 展的“原生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四
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有一个基本概念必须厘清，即古代中国的“大一 统”是“天下观”，而不是“世界观”。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统一为一个国家，还是分裂为几个国家， 无论是汉族作为统治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所谓的“国家”都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曰主权国家，都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在传统文化中，政治 家和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就是文明的元点和惟一的文 明社会“中国”并御四方或纳贡称臣或自荒自弃的夷、戎、蛮、狄。古代中国的“王朝 国家”，其“天下观”是矛盾的、封闭的。呈强势时，“中国”就是“天下”，疆域无 限；呈弱势时“中国”版图则仅仅容“华夏—汉族文明”和“农业区”，就是“中原王 朝”。而且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放眼的“天下”大都是孤立的“惟我独尊”的 “单极世界”，没有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互动”的意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 界体系”的意识。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最初为天子的都城或王畿之意。《诗经·大雅·民 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春秋战国以后，地理 意义上的“中国”就逐步演变为“华夏—汉文明”的代名词。秦汉、隋唐、元明清历朝 历代均循此一“道统”为，“正统”。明朝时，中西交通，来华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开 始称封建社会的明朝为“中国”，已经渐无尊崇之意；清朝晚期，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 文明的大潮冲击下而日益边缘化的清王朝亦自谓“中国”(即“中央帝国”，CentralEmpire)，不过是聊以“自慰”。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辖土有了明晰的边 境线，其简称“中国”，才第一次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法主体的民族 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内驱力并不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 9.3-38.
[2]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3-76.
[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94.
上一页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