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第１版，２３３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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