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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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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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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社会风俗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６月２７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官方为新的政策辩护说：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１６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３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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