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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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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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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苏联政权在教育上的新态度是和苏联心理学上的受官方鼓励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在强调思想和意志的理论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时，在教育实践上的权威理论也恢复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经强调的那样，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知识的反复灌输的实际效果，正如为使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的规范个性的实际效果一样，成为苏联教育发展进程的准则。
在1932-1934年间，向正式的、重视纪律的教育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此时“左倾”思想不断受到批判。两个主要步骤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个步骤是1936年７月的法令，它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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