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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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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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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340)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将自由看作是人生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法来做保障，“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需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2](p432)。他尤其强调思想自由，认为思想自由除需提供法律保障之外，也需要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自由，否则便不能形成自由争辩的精神和实行宪政的社会环境。他说：“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以去。最后彖定之辞，勿得轻用，终极评判之语，勿得漫加。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2](p354-355)同时，对于思想自由的内涵及其与宪政的关系，他作了如下解释：“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凡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而社会之受之者，亦当虚心察之，不当以成见拒之；当以尚异通之，不当以苟同塞之；当存非以明是，不当执是以强非；当以反覆之讨论求真理，不当以终极之判断用感情。如是则真正之理实，适宜之法度，始得于群制杂陈、众说并进、殊体异态、调和映待之间，表著于政治。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所以可贵，而代议政治之所以为良也。苟行代议政治之国，此类尊重自由之风习，必使熏陶培养以弥纶乎社会个人之间，奉为金科玉律。其持己之严，至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2](p507-508)
3.法治精神 立宪政体实质上是法治政体，它与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几千年的人治，不仅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依法行政，养成了专断习性，广大民众也几乎没有法治观念，养成了盲从的奴性。李大钊认为，“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2](p350)。提倡法治精神，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和法制作保障，而当时的中国要么无法可依，固守封建人治的恶习，要么从形式上照抄西方国家法律条文，形成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理法不存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理法互补，相依并存的主张。他说：“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2](p356)国家以法律为存在前提，人以理为生存价值。“故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2](p356)所以，必得理之力与法之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促进，“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2](p357)。实际上，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三
由上述可知，李大钊的早期宪政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有些内容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限制，当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早期宪政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是：
（一）由于当时的李大钊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思想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少本质的认识。例如，他曾一度对袁世凯抱有极大幻想，他所提出的裁都主张，虽然目的是为了打击地方军阀势力，但也打击了南方的革命党，客观上帮助了袁世凯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的行径。
（二）从李大钊早期的一系列宪政主张来看，基本上局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的范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积极参加关于宪法的讨论，并创办《宪法公言》专门研究制宪事宜，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间接选举、限制选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改变国体，这些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只能陷入空想。
（三）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调和主义色彩。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及后来的论述中，多次提出制定宪法要调和各种势力的利害冲突，完全没有认识到当时的民主进步势力与封建专制势力是无法调和的，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宪政。
（四）他积极热情地倡导法治，但却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他摒弃了人治，但又不自觉地提倡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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