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
 |
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
|
|
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做出积极的回应。刺激和回应，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在开始进行面向市场的经营和开发，这种市场导向使商品性农业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又势必导致小地主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赖市场。于是，战后的市场经济日益趋向活跃，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工商地主”。许多小地主由农产品贸易致富，19世纪后期的南浔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可见，因发展商业性农业而发财的小地主，在战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数。
太平天国战后的大移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来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壮大，逐渐填补了由旧有人口在战争中的过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在废墟上重建江南，并在这种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江南的新主人。
苏杭的衰落：两个城市与一个时代
太平军战事对江南的浩劫性破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处江、湖、海之间，枕江倚湖，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隋唐时就已是东南巨郡都会，至宋、明、清时期，苏州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科甲之乡”、“东南财赋之区”，不仅成为中国最美丽、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使它成为江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因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为全国视线聚焦的地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无法抗拒它的富庶与繁华、精致与优雅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面对江南的这种魔力，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酸酸的。他既为江南所吸引，数度南巡，又觉得江南有一些他无法认同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叫魂》一书中有一段极精彩的刻画：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过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疼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即乾隆皇帝）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注：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页。）
在北京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这种辐射能力是任何一个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和匹敌的。明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极致。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当他们以席卷之势攻克武昌后做出沿江东下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财富了，所谓“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战区。1860年5月，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上海，由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于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亦沦为战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着逃跑。苏州是当时江苏省的省城，由巡抚徐有壬负责城防，对抗李秀成军。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颁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