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谈谈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7:54 来源：不详
|
|
|
然的确常常通宵忙碌，但那是为了阅读各地送来的成千上万条“密折”，而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为了江山社稷操劳……。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雍正皇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个符号，他在与臣下或仆从的关系中表现出一定的人情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叙事往往只关注事件的原委而不注意事件的过程，尤其不关注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根据事情的结果来下断语。文学叙事则刚好相反，其最为关心的不是事件的结果，而是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活生生的情感体验。在《雍正王朝》中，编导和演员对于雍正那种处于国与家、权力与人情、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等多重矛盾之中的复杂心态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也正是电视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完这部电视剧，我们会说：历史上的雍正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可能是这样的。而看完某些史书的记载我们则会说：实际生活中的那个雍正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依据史书的记载来否定文学叙事对于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价值评价，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些历史文本的建构者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的价值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是可以质疑的。在历史人物与事件面前，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同样拥有价值判断的权利。
批评要点之三：历史人物口中太多现代人的话语。让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些历史人物满口现代汉语词汇也是常常被历史学家嘲笑的一个方面。作品中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说什么语言？能否用现代汉语中才有的（例如“战略”、“政治”等）词汇？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运用古人的语言。一是古人究竟怎样说话，其所操语词与书面语究竟多大差异，今天已经难以确知，二是即使确知并且能够使用，广大受众也不会接受。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批评不可尽信，也不可全然不信。比较恰当的做法应该是既区别于今天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历史感，又不令人产生陌生感或疏离感。就像比较优秀的译制片的配音一样，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听上去似乎是外国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听上去是现代语言，可是令人感觉是古人说的，那么历史剧的语言就算是成功了。
3、那么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叙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我认为恩格斯当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和《致费迪南˙拉萨尔》（1857）中两次提到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正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准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关于历史题材作品批评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要点有三：
其一、历史优先原则。“历史优先原则”这一提法是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时提出来的[1]，我认为这一提法也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因此借用于此。所谓“历史优先”就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既承认那个曾经是实存之物的“历史”的优先性，也承认作为文本的“历史”的优先性，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的“历史”才能接近曾经实存的“历史”。但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并不等于严格按照历史记载来进行文学叙事。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文学创作，包括历史剧的创作都拥有极大的自由虚构的空间。例如历史上的骑士领袖济金根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起义的目的，但是恩格斯依然认为拉萨尔“有权把济金根写成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这意味着在恩格斯看来，即使历史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还是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出现在作品中的。但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坚持认为在揭示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不可以主观臆断。例如济金根的失败就不可以写成是他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而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的产物。这样实际上恩格斯给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史题材创作必须符合历史语境所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即必须在历史演变的大格局中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可将历史事件还原为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