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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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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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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 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 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 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6 亚里士多德，1963年：《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7 中国古籍（部分）：《论语》，《孟子》，《荀子》，《左传》，《礼记》，《新语》，《陈政事疏》，《盐铁论》，《商君书》，《韩非子》，《春秋繁露》。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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