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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缘何美化侵略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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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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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三、武士道和奴化教育的误导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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