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
 |
时间：2009-7-24 13:48:02 来源：不详
|
|
|
引起族际关系紧张。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对民族关系状况及各民族间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列宁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估计太高，严重脱离实际，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失误。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两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与阶级、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类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将其完全等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问题一般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忽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12]，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农民和富农。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法西斯勾结而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弱小民族的大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强制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等条件艰苦的地方，其中有几个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恢复了自治，而另3个民族，后来虽也恢复了名誉，但未允其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因而留下动乱的根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仍然坚持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且认为国内民族主义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将各共和国内不满苏共政策、要求扩大自主权以及歌颂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大加批判或监禁，把不满和反抗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其结果是在民族关系中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属于各民族间的内部矛盾人为地转化为敌我矛盾，造成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
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列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如大俄罗斯主义和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3]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把沙俄的侵略扩张说成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的“自愿归并”，沙皇给被征服民族带来“文明与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恢复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等地区，强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四国加入苏联，收复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最符合苏联历史的真实”[14]。在斯大林看来，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这实际上违背了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制定的关于不允许划分势力范围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二，任意吹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如他们宣称俄罗斯是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国家的“中心”，吹捧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苏联各民族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15]。甚至在1989年9月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联盟国家，继续强调“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整个联盟国家的凝聚力量，对于克服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