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 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三、十三世达赖改革性质的分析
　　国外及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十三世达赖改革时，往往认为这是一场致力于西藏现代化的改革。“现代化”是为其改革的定性词。从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思路看，十三世达赖想振兴西藏以图自强，的确在倡导、学习引进了一些内地和西方的先进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但从改革的具体过程看，“现代化”并非改革中的基本点，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在改革中丝毫不愿意触动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他本人的身份也决定了他对改革的认识程度。也就是说，改革对十三世达赖而言仅是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并非着意于现代化。
　　十三世达赖背后是传统的宗教文化，他的宗教领袖地位也限制了他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宗教对近现代工业技术呈先天排斥的态度。西藏宗教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活力并产生相当大的地域影响。但对外来文化，宗教最多是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合适的东西，决不会让其他文化取代自己。所以说十三世达赖以宗教领袖身份进行现代化意义上的改革是很难合乎逻辑的。那么，对西藏的这次改革我们该怎样加以判断呢？
　　就当时情势而言，我们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在十三世达赖时代，西藏并没有“现代”或“现代化”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也没有“西方化”、“工业化”的概念，汉族地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西藏本土也没有出现。虽然十三世达赖到过内地，汉地这种观念可能对他造成过影响。另外，印度王公贵族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英国人贝尔曾向十三世达赖介绍过西方文化，这些因素也可能是他立意改革的催化剂。但在进行改革时，十三世达赖是不会意识到他的改革会有所谓的“现代意义”的。“现代意义”、“现代化改革”只是现代的历史学家给他加上去的现代概念。这个问题可以引出接下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问题，即，事件描述的主观性问题。该问题是现代全球史学界、哲学界包括社会学界都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打算详论，只是要说明，任何人，在对过往的事件进行回忆、叙述和描述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事件情节进行选择、增减。已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全面再现，只能接近真实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对专家与研究者来说，事件的定性是后发的，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而言，现代化或现代性（modernality）即是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它建立在人的自我反思上［1］，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自我们当代研究者主体，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沿用这种意向，按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自动扩展其外延性（Extenyionality）［2］，当今的所谓现代性特征，如：a.社会群体的互动，b.政治经济多边关联等等 一套观念不管怎样都会影响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即是说，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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