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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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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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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dentiry）对于研究者、观察者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使用着。它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分析，我们的价值标准只能以当代的价值标准为主。这使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具有现代性色彩。所以，历史的解释可以在相应的规则体系中加以丰富和变化。
在对西藏历史上的政治改革进行角色参与的分析中，以现代性眼光来看，改革的参与角色的社会背景、阶级属性、社会关系以及各角色所要充当与扮演的“角色”颇具有不同的意义。改革中的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如果填充进现代性价值观，则会发现对他们的评价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中，改革派是一伙亲英派人物，保守派则是亲汉的寺庙喇嘛。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意识取向的评价显然需要加以全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加以孰优孰 劣的比较，而是要结合历史现实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适当的判定。以当代的眼光看，保守派不见得就是坏的，改革派也不见得就是好的，好与坏的评价已经不能作为历史评论的简单模式了。同时，当今对历史的判断还要考虑被评论者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以十三世达赖本人的思想意向而言，他一开始 进行的改革与中、后期的改革有明显的不同，中、后期带有加强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意味。值得考虑的是十三世达赖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行动，即我们所认定的改革，在后期并不具备现代性意义和性质。马克斯·韦伯曾对现代性作过几个界定，其中之一是现代性是使思想、意识从宗教范围内解脱出来，达到世俗化和却魔化（Disenchantment）。这里的却魔化专指宗教在现代状况下面临被批判的境地。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仅就这一点来看，便没有丝毫批判宗教的内容，相反，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改革还是其加强西藏作为宗教王国圣地的最好手段。
西方一些人还认为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具有呼唤民族独立的意义。并将自 1914年开始的改革当做是在其发布“水牛年文告”之后顺理成章的对所谓“独立宣言”的实践。仿佛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俨然可等同于20世纪的风行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不过，细致推想起来，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推理。因为十三世达赖的“水牛年文告”中虽然表现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存在着独立的意识，但文告中并没有使用类似西方术语“独立”（Independent）的藏文词汇（藏文rang—dbang 是一些人认为的与独立对应的词，但其本义是“自主权”）。事实上，在当时的西藏还没有类似西方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概念。十三世达赖的改革自然也不具备“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条件，这一类观念应该是一些外国人随意以现代词汇对西藏的政治状况加以别有用心地曲解和宣传，对于这种做法，我们的态度应如李铁铮所说，“作者（指李本人）对亚洲的民族主义是信任的，但是憎恨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制造种种虚伪现象，同时参入种种违反他们本国民族利益活动的人。确实，民族主义已经打破并仍在打破着殖民帝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多民族国家都要分割成若干独立的民族国家。” ［2］（P14）
就词汇、概念而言，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这些词汇和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以“民族”一词为例，不仅古代的语义及指称与现代的语义及指称大相径庭，而且在不同地区语言中也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等一些西方国家语言中，民族概念（nation）据考证，在 1884之前的含义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1884 年以后，其意思是“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3］（P17）该词的拉丁原生语（natie）意指出生、出 身、身份、地位，为贵族专用词汇，直到16世纪，该词才出现与日耳曼词中的 volk（人民、人群、民族）类似的含义。［4］在现代西方国家，nation 一词已经被赋以现代性含义，更具体地说，它已经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定义，包含这样几个方面：（1）种族性，（2）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3）社会成员认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命运。［5］（P31）在藏语中mi—rigs（民族）一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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