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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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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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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较晚出现的词，多用来称呼外族（泛称），藏族自称为“bot”或“bot—pa”，据考该词来自地域名称［6］（P1—4）。藏族对其他民族的认识也常常因地而名，如藏语中，“rgya”（汉）“bor”（蒙古）、“kha—che
”（克什米尔）“ bru—sha”（勃律 ）等等词汇既是地名也是族名。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比如在藏语中类似西方的“nation”这样的词汇，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从未有过，自然像mi—rigs、bot—pa这类词也丝毫没有“国家”的语意。因此，说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具有唤醒民族独立意识的意义未免太过牵强附会。
不过，通过对藏族近现代史上的几次改革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些改革都有一个共同内容，就是藏族的一些精英人物一再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加以自省、反思。从 20世纪初直到 50 年代，这种自省一直存在，我们估妄称之为“西藏的民族自省运动”。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无疑是这种自省运动的促成者。在这之后西藏近现代史上的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如“龙厦事件”、“林周宗事件”、“热振事件”、“西藏革命党事件”等除去其政治权力斗争的表层因素外，其深处的动因乃是民族自省和反思。纵观这几十年的“自省运动”，我们发现在西藏高层领导者与精英人物中间，始终存在两种倾向：脱离内地与依靠内地。两派人物一直处在争论与内部斗争中，这种状况很难孕育出真正的民族独立意识。当两派还未分出高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随后的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标志了西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七条协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民主改革措施，对藏族的“民族自省运动”是一个提高和升华。现代性的民族意识逐渐在藏族普通民众中生成，并与少数上层人物的非现代性民族意识相分歧、相矛盾。1959年西藏叛乱之所以能够迅速得以平定，盖与普通民众的新的民族意识相关，新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环境下多民族平等发展、共存共荣，少数人的分裂、独立的意识很难获得民众的响应。
四、结论
总体来看，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是一种非现代性改革，它并没有造成所谓的民族独立意识。在这种非现代性的改革中，对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的判断要从多方面考虑，改革派与保守派，亲英派与亲汉派，上层领袖、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在事件中的关系和角色参与动机、状况各不相同，十三世达赖本人作为推动改革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改革既有振兴本民族经济、加强军事力量的动机，又有扩大自身权力的目的。其他的官员、贵族、农奴主、寺院僧人在参与改革中基于各自的利益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方面人物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具有 如下表征：
改革派人物中有亲英的，也有亲汉的，有些当时亲英，但后来又亲汉’如龙厦-，同样保守派中有亲汉的，也有亲英的。各派别、势力集团并非铁板一块。以上这些中上层人物又与普通市民、农牧民之间完全隔阂，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民众基本没有主动参与，如前面所说，民众的兴趣主要在各权贵人物的此消彼长的斗争上，其角色类似舞台下的看客。当然，改革中的一些措施如新的税收制度对民众的收入也有相应影响，这造成民众对改革的暗中的抵制，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民众属于保守派，总体上民众处在被动地位，而且，限于当时西藏一般人的教育状况，民众对改革的反应还受各种谣言的制约，使他们不会清醒地站到任何派别中去。反过来，民众的舆论对上层人物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十三世达赖改革之后，类似的现代化尝试还有几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环境和条件，基本都归于失败。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些改革与尝试并没有对西藏社会生活发生多大的影响，它们的历史意义只有站在今天的观念基础上才能给以充分的评判，对今天正在进行的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合理的梳理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关于西藏近现代史中各类改革应该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已不是本文所能包容的了，有关讨论将是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要涉及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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