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求法的典型的话,王玄策则是官方使节的突出代表,在唐朝与天竺诸国交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玄策,河南洛阳人,新、旧《唐书》无传。在贞观十七年(643年)至显庆年间(656-661年),他至少曾三次出使天竺,对唐朝对外交通和古代中国与印度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玄策将前后出使经过写成了《中天竺国行记》,文字部分10卷,图3卷,至宋时,图、文并佚。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曾在王玄策和唐玄奘有关著述的基础上,由官方修成了《西域志》(或称《西域图》)100卷,文60卷,图40卷,此书也在宋时散佚。王玄策的行迹散见于唐代僧传转引以上两书的内容及官书的零星记载[85]。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此前,唐玄奘至摩伽陀国(Maghadha),叙说唐朝情状,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遂在贞观十五年(641年)遣使入唐,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抚慰,尸罗逸多复遣使随唐使入朝。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太宗再命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率随从22人,送天竺使节返国。同年十二月,抵达摩伽陀国,历游天竺各地,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灵鹫山勒铭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诃菩提寺立碑,二篇铭文现存于《法苑珠林》[86]。贞观二十年(646年),王玄策一行返回长安。第一次出使,前后历时4年左右,往返都经过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五天竺。适逢尸罗逸多去世,其臣阿罗那顺发兵拒唐使,并劫夺诸国贡物,王玄策从人悉数被擒。玄策逃奔至吐蕃国,发精锐1,200人,又发泥婆罗国7,000骑,还攻阿罗那顺。经过激战,生擒阿罗那顺,斩首3,000余级,俘虏12,000人,获牛马30,000头,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648年6月16日)回到长安[87]。
显庆二年(657年)[88],唐高宗复遣王玄策出使天竺,送佛袈裟。据有关记载可知,显庆四年(659年)王玄策在婆栗阇国,国王为唐使设种种杂伎表演。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开此地返唐[89]。到达长安似在龙朔元年(661年)初[90]。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大大推动了唐朝与天竺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首先表现在促进双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解与交流。上文所述王玄策勒铭天竺,宣扬“大唐之淳化”,当然会促进天竺各地对唐朝的了解。更可注意的是,王玄策还着意在天竺宣传道家传统经典《道德经》。据王玄策与李义表第一次奉使归来时向太宗的报告称,唐使途经迦没路国时,发现这里除了信佛,“外道”也很兴盛,于是对其国王童子王说,中国在佛教未流行前,就已有道家经典在民间广泛传布,道经如果传到迦没路的话,这里必定也会信奉。童子王于是请求得到老子像与《道德经》。太宗令玄奘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一起参详,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91]。此事虽因佛、道信徒相互争论不决而中辍[92],但它的确是古代中印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事件。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促进了唐朝与天竺的文化艺术交流。第一次奉使时,玄策带画工宋法智等同行。法智等人在天竺专门从事临募佛像的工作,“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93],在长安引起了轰动。宋法智不仅画艺精湛,而且工于雕塑,麟德元年(664年),唐玄奘临终前设斋,“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94]。王玄策从天竺带回的佛像范本不仅被广泛“模写”,而且被收藏于宫禁之中。麟德二年(665年),东都敬爱寺佛殿内雕塑菩提树下弥勒像,“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为样”,并由王玄策本人亲自指导帖金[95]。在佛像摹本广泛传播的同时,古代印度的绘画、雕塑技法,必定也随之流布到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仅如此,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对唐朝与古代印度及周围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归来时,尸罗逸多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96]。第三次出使到达摩诃菩提寺时,寺主戒龙为唐使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毡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众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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