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印四。”[97]许多古代印度物产就这样随着唐使传到了唐朝境内。最重要的是，在日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蔗糖，也与王玄策的出使活动直接相关。据称，戒日王与唐朝通使，“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98]“石蜜”就是蔗糖。印度制糖法的传入对我国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99]。通过以上记载，我们知道不仅蔗糖随王玄策的出使而传到了唐朝，唐朝的“绫帛”也被王玄策等人大批携往天竺。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推动了沿途国家或地区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如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时经过泥婆罗，曾受到其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次年(647年)，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等物[100]，泥婆罗国与唐朝通使，显然与王玄策的外交活动有密切关系。“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现在仍是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甚至人们习称的“方丈”一词，就是来源于王玄策的出使活动。据载，天竺吠舍厘国宫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说净名处，寺东北有塔，是净名故宅基，多灵迹，其舍由砖砌成。“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101]。
王玄策出使活动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3．中华文明在印度的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度，与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蚕丝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在胝厘耶的《政事论》中有cīnapatta这个字，意思是“产生在中国成捆的丝”，梵文
cīnāmsuka，意思是“中国衣服，丝衣服”，梵文中与“丝”有关联的物品名，大都冠以
cīna(支那，中国)，可知中国古代丝织业对印度的重大影响。除了丝以外，中国传往印度的还有纸和钢，印度古代没有纸，梵文中表示“纸”的字都是外来字，有学者认为梵文“asya”，就是汉文“纸”的译音。梵文表示钢的“cīnaja”，意思是“支那生”，也就是出产于中国[102]。玄奘指出，印度将桃称作“至那你”(Cīnanī，意为“中国传来的”)，“唐言汉持来”，梨言“至那罗阇弗呾逻”(Cīnarajaputra，意为“中国王子”)，“唐言汉持来”[103]。此外，由中国传入印度的物产还有白铜、磁土、茶、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等等，种类繁颗，不一而足[104]。
上文提及，唐玄宗曾组织人力将《道德经》译为梵文，准备传往天竺。在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对印度的影响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佛教“倒流”印度的问题。据载，开元年间(713-741年)，含光和尚前往天竺取经，天宝六载(747年)返回长安，后在五台山与天台宗和尚湛然谈起西域佛法流传情况，含光称，天竺有一高僧，曾向他询及天台宗创始人智著作的情况，表示对天台教法十分钦仰，再三叮嘱含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含光称，这是因为“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105]。唐玄奘也曾将《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使其在印度流传。《续高僧传》称：“《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其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106]佛教倒流现象表明，唐朝对印度文化并不是仅仅限于被动吸收，而是在包括佛教在内的各个领域，对印度文化都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倒流现象相关的，是求法僧人携住天竺的汉译佛教经典。高昌僧人智岸、彼岸法师泛舟前往天竺，中途病卒，“所将汉本《瑜珈》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107]。可知唐朝僧人多携汉经前往天竺。此仅就义净本人见闻所及者略作介绍。齐州人道希法师曾在那烂陀等地学习，“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并在那烂陀矣。”当时将玄奘以前翻译的佛经称作“旧译”，玄奘翻译者为“新译”，所谓“新旧经论”，就是指新译和旧译的佛教经典。道希本人虽然在天竺病逝，但是他携来的汉经却留在了那烂陀寺。大乘灯禅师也是“持佛像，携经论”，前往天竺礼佛，在那烂陀寺“过道希法师所住旧房，当于时也，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义净曾在那烂陀寺“检唐本”佛经，并发现了新罗僧慧业所写的《梁摄论》[108]。从义净的记载看，那烂陀寺很可能是将“唐本”佛教收集在了一处，供人们翻检。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玄奘与拘摩罗王一起晋见戒日王，戒日王谈起他听到的有关太宗李世民即位前的传闻。当李世民任秦王时(618-626年)，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