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且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贡使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权屡屡向唐朝贡献玛瑙、绣舞筵等物[117]。据《册府元龟》有关朝贡的记载统计，在此期间波斯向唐朝进献的物品主要有香药、犀牛、大象、猎豹等，甚至到大历六年(780年)，还有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国残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证，据泰伯里记载，回历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在呼罗珊人的请求下，驱除粟特地区的大食军队，突骑施人在康国Kamarge附近的一个要塞，遭到了大食军队的顽强抵抗。为了促使守军投降，苏禄带来了伊嗣俟的后裔Khusraw。据信，Khusraw长期在吐火罗地区活动，号召恢复已经灭亡将近一个世纪的萨珊波斯的统治[119]。

萨珊波斯银币的流行，是中古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从4世纪起，萨珊银币就已在中国各地出现，截止1978年，至少已发现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发现[120]。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很惊人的。据传统文献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121]。这里说的“银钱”，主要就是指萨珊银币。这里就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略作介绍。

中国境内唐代遗存中出土萨珊波斯银币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区。在公元7世纪高昌国末年至唐代西州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萨珊朝银币或东罗马金币敛葬的习俗，多数含殓于死者口中，或覆盖于两眼之上，敛葬银币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后至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样，尤以库思老二世为多，有的银币铸造年代与殓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说明萨珊银币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1950年、1964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多次发现了大量萨珊朝银币，其中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遗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达古城也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埋藏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124]。

新疆之外，唐代遗址中发现萨珊波斯银币的地点还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区30号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和1枚约当7世纪前半期的仿库思老二世银币[125]。在长安国清寺舍利塔中，发现了7枚波斯银币，其中6枚属于库思老二世，1枚属布伦女王（Boran，630-631年），这些银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年）瘗入塔内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第222号瘗窟时，在棺床草席下发现1枚卑路斯银币，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为随葬品瘗入的[127]。1955年，在洛阳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萨珊银币16枚[128]。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正面圆框外右角有鸟形戳记，是大食初期东部各省加盖的戳记，这枚银币应该是在6世纪末年瘗入墓中的[129]。

萨珊波斯金银器对唐朝金属制造业的影响，是唐朝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130]。早在五六世纪时，萨珊波斯金银器就已输入了中国各地。目前可以确定的波斯金银器皿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银盘一件[131]，大同北魏墓出土银碗一件[132]，大同北魏城址出土银洗、银碗各一件[133]，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一件[134]，广东遂溪出土南朝窖藏银碗一件[135]。此外，在中国还发现过几件具有浓厚萨珊波斯风格的银器，这些器物很可能也是萨珊波斯的输入品[136]。唐代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包括外国输入品在内，总共发现者也不过数十件而已。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然激增，已发表的出土和收藏品已近千件，与前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萨珊波斯对中国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唐代金银器皿中，保留了明显的萨珊风格。就器型言，唐代长杯忠实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但是具有体深、敞口、高足等有别于萨珊波斯器的特点。在萨珊风格的影响下，唐代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纹样装饰。如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137]，就明显属于徽章式纹样，而这类装饰在唐代并不常见，只出现在8世纪的几件器物上，是受萨珊波斯器物饰样影响的产物。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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