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138]。
萨珊玻璃器对唐代工艺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较早输入中国的萨珊玻璃器是在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西晋（265-316年）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此后在北周和隋代的遗址中，都有萨珊玻璃器发现，在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玻璃器主要有洛阳关林M118唐墓出土的细颈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139]。在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85件玻璃器皿的画图，其中可以认定为萨珊波斯或罗马进口的玻璃器皿为69件，占总数的80%，可知外来玻璃器皿是很受当时人们青睐的[140]。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有大批波斯人进入中国，并具备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华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谓的“土生波斯”。据载，当黄巢攻陷关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广明元年（880年）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东宫侍卫之官[141]，可知他的祖先曾经是充任宫廷侍从的波斯胡人。李珣的家族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与“香药业”的关系，一是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的弟弟李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 是一位专门从事香药买卖的商人。后来以“金丹延驻”为务，因合和丹药费用不赀，晚年“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142]。李玹修炼长生之术，当与他从事药物贸易有关。不仅如此，李珣本人也写过一本名为《海药本草》的药物学著作，主要叙述唐朝的外来药物。香料和药物是唐朝进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经营[143]，李玹“以鬻香药为业”，李珣研究外来药物，必定都与他们的家族世代经营香药贸易有直接关系。
除了谙熟外来药物之外，李珣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诗词知名于世。由他创作的《琼瑶集》，是已知最早的词人专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琼瑶集》原书佚，但是在《花间集》和《尊前集》这两部著作中，收录了李珣的作品，《花间集》收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收者，现存李珣词共有54首。又据《碧鸡漫志》，李珣至少还创作过“倒排甘州”、“何满子”、“喝驮子”（即凤台曲）和“西河长命女”等数首作品[144]。因为具有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以宾贡及第[145]，成为少数取得进士资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好友尹鹗曾戏谑他说：“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146]可见李珣虽然诗名甚著，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作是波斯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舜弦是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她创作的诗歌留传下来的有 “随驾游青城”、 “蜀宫应制”和“钓鱼不得”等，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147]。李珣兄妹的事迹，为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2．与大食的交往
大食(或称“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与伊朗相邻的地区，波斯人称塔伊部为“Tachik”，并以此泛称阿拉伯人，“大食”就是波斯语的译音。
在伊斯兰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就已经与塞姆语系的古代阿拉伯人发生了久远的联系。公元前64年，罗马人入侵今叙利亚等地区，取得了在这里久已流传的中国丝织品。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达此地。叙利亚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汉字纹锦，更是为时人啧啧称道。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一世纪，纹样和织入的汉字与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属于汉代的绫锦、彩缯织物。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亚·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经亲身参加过与波斯的战争，据他记载，36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国商品出售[148]。所有这些例证，都表明古代中国与塞姆语系民族地区很早就有了物质文化的交流[149]。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国消灭萨珊波斯的同年，大食王密莫末腻的使者也第一次到达了唐朝宫廷[150]。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īr almu’minin的译音，意思为“信士们的长官”，是阿拉伯人对哈里发的一种尊称，唐朝人用它来指称哈里发。阿拉伯使臣的到来，标志着唐朝与西域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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