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与大食的交往中，值得记述的还有杜环写的《经行记》一书。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呾逻斯战役时被大食军队俘虏，在大食境内飘流10年之久，宝应元年（762年）附海舶返回唐朝。杜环根据他在大食境内流寓的经历及见闻写了《经行记》，留下了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最早和早可靠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已佚，但是杜佑在写作《通典》时，在“边防典”中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中有些内容保留了关于早期阿拉伯风俗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的汉文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称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158]为研究早期穆斯林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著名的圣训，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8世纪中叶，鉴真和尚在广州港亲眼见到过“大石国”（即“大食”）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Abu Zaid）也记载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等12万人。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159]。唐朝境内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见。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著名的苏莱曼（Sulamān al-Tājir）外，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时期从事与中国间的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Abū ‘Ubayda ‘Abdallāh b.al-Qāsim），八、九世纪之交，因从事对华居间贸易而致富的纳扎尔·本·来伊蒙（al-Nazar b.Maymum）等[160]。肃宗乾元元年（758），广州上报朝廷，称：“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61]唐代广州地方官员，一向以贪污贿赂、盘剥外国舶商著称。此前，广州都督路元睿就曾因掠取外国商船的货物，被蕃商刺杀[162]。所以这里所谓的“兵”，很可能就是拥有武装的大食商人。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163]。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研究，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属于典型中国器型，数件素面盘无法确定产地外，主要都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根据其装饰工艺的特点，这批玻璃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1件贴花盘口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的贴丝和贴花等热加工装饰工艺。第二类为6件刻纹蓝玻璃盘，使用了刻纹冷加工工艺。刻纹以枝、叶、花为主题，运用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等装饰手段，再加上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几何纹饰，构成了繁富华丽的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与贴丝、贴花工艺一样，都是伊斯兰玻璃工匠从罗马继承的工艺，在伊斯兰早期曾盛行一时，但是鲜有完整器物传世。法门寺地宫的这批玻璃盘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根据地宫帐，属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宫，确切的时间记载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刻纹玻璃盘中，有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是至为罕见的珍品，填补了对伊斯兰玻璃器认识的空白。第三类为2件印纹直桶杯，无色透明，壁面由五组花纹装饰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艺，这种工艺也源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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