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随着大食势力向东、向北推进，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倭马亚朝(661-750年，即汉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驻呼罗珊的总督不断派遣使节和商队与唐朝交好，开创了唐朝与西域交往的新阶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灭倭马亚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汉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权。在阿拔斯朝统治时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先是由大马士革东移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后再迁到巴格达，然后又由巴格达徙至萨玛拉，每次迁都的用意都与开展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有关。随着政治中心东移，大食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更趋密切，造纸术等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西方的。

大食的东进，引发了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被大食消灭或受到大食压力的国家或政权纷纷请求唐朝的庇护，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都曾在长安避难。甚至在将泥涅师送返吐火罗之后，唐朝与波斯流亡政权的关系还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下半叶。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故地各政权也都纷纷向唐朝请援，表示愿意与唐朝共同抗击大食东侵[15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由东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东，三方势力在西域交汇。唐朝虽然曾在葱岭以西设立过羁縻府州，并进行过一些惩罚性的远征，但是总的来说，唐朝势力主要局限在葱岭以东的地区，并没有能够负担起保护葱岭以西中亚诸小国，抵抗大食东进的职责。

唐朝与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呾逻斯(Talas)之战。天宝九载(750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率军征讨。当唐军到达时，石国王向唐军投降，高仙芝与石国王约和于前，又背约翻脸于后，将石国王俘虏，并交给唐朝廷杀害。石国王被俘之后，石国王子引西域“诸胡国”及大食兵，与唐朝安西的军队战于呾逻斯，结果唐朝安西的军队在呾逻斯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当时西域的形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大食与唐朝战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实力对比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152]。但是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弧⒙览馵153]，而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被俘者当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唐朝在西域丝绸之路东部沿途设立的完备的烽燧馆驿系统一样，大食帝国也在丝绸之路的西部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系统，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就是根据9世纪时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而成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由阿拉伯地区通往唐朝境内的呼罗珊大道，这条道路从巴格达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哈马丹、赖依、尼沙布尔、木鹿、安国、康国，到达锡尔河流域，再进而到达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完善的驿路系统保证了世界各地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776-868年)在他编纂的《商务的观察》一书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物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甚至还有孔雀等动物。《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货物，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与波斯类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头痛药作“shah sini”，烧制陶器的高岭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铜(即“鋈”)，阿拉伯语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国铁”或“中国箭簇金”，被认为是一种产于中国的罕见的金属，据称用这种金属制成的箭簇含有剧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鱼钩，不会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挣脱；铸成铜镜可以避邪；制成钟铃，可以发出响亮的乐音。著名的阿拉伯炼丹术士哈伊延·本·扎比尔(Hayyan b. Jabir)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铁之书》的著作，专门论述这种金属[155]。与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许多外来物品一样，这些从中国传来的物品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成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物品。

唐代最早亲历阿拉伯地区，并留下完整记录的是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