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东罗马金币。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文书中条列人们名义上为死者陪葬的财物，葬于墓穴中，祈望死者携带这些物品到了冥间可以通行无阻。具列的内容虽然并不是真的陪葬物品，但是它却可以反映人们当时的经济生活的内容。这类文书通常被称为“随葬衣物疏”。据研究，在公元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冥财的内容只开具“铜钱”若干文、或笼统地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在6世经中叶至7世经中叶的一百年中，冥财的内容就变成了“金钱”若干文（枚）或“金银钱”若干文（枚），金钱不仅作为冥财，而且在高昌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还被作为寄送信件的信物使用。
这些迹象表明，在6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经中，拜占廷金币可能已经成了高昌地区流行的国际标准通货[173]。上文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之“金钱”，可以包括拜占廷金币、印度金币及其他西域金币，但拜占廷金币具有标准货币性质，它的重要性当然在其它西域金币之上。传统文献的记载恰好可与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高昌使用拜占廷金币的情况相发明。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也可以为拜占廷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提供实物证据。
与萨珊波斯银币一样，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与和田地区曾先后发现过10枚东罗马金币（3枚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发现的[174]。此外，在内地唐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1979年，在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发现东罗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币1枚[175]。1981年，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东罗马金币1枚，为东罗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铸[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中发现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过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在中国内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远不止此。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发现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发现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中，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币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仪凤三年，678年）发现的金币可能属于东罗马皇帝差诺（Zeno，公元474-491年）金币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岩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发现了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诃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发现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币[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发现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再次证明了粟特商人在欧亚内陆贸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书伯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著录有“拂临样”银盏，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交割历”中也有“弗临银盏”，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银器对敦煌的影响[181]。
随着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对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关拜占廷的内容甚至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如唐朝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创作过“林图” [182]，五代画家李玄应和王道求分别有“会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传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创作了“林风俗图”、“林士女图”和“林妇女图”等反映拜占廷风俗、物产的画图[184]。现在虽然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创作这些图画的现实依据，但它的产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东罗马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此试将波斯、大食、拂菻向唐朝通使情况列表如下：
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
纪年
公元
波斯
陀拔斯单
拂菻
大食
合计
贞观一三
63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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