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上令[原文作“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原文作“体”]……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当胡人向玄宗说市舶之利、玄宗决定前往营致时，是派监察御史与胡人一同前往的，而不是派‘市舶使’前去办理的，这说明当时并无常设的市舶使，更无常驻于广州之市舶机构。此其一。这个时期唐朝统治集团对于南海市舶之利的认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还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把市舶与奢侈腐败联系在一起。加以玄宗即位日浅，还在提倡廉朴而不尚侈糜。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也还不可能在广州设立市舶机构。此其二。”（《汉唐外交制度史》，第516-517页）今按：在黎虎先生的引文中省略了两句关键的文字，在“因言市舶之利”下省略了“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置之宫掖”；在“殆非王者之体”下省略了“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从省略的文字中可知，玄宗是命杨范臣与胡人前往海南（胡注云：谓林邑、扶南、真腊诸国）及师子国求取珠宝、灵药及胡妪，此“市舶”者，专指前往海外市取诸物言，与广州市舶使无涉。杨范臣的议论也是专就派遣他前往海外营致诸物而发，认为此非“军国大事”，不值得天子耳目之官去触冒炎瘴，与提倡廉朴的政治环境无关。仅凭本段资料似不足以否定开元二年前已设立市舶使的成说。
[141]以上诸书记载略有异同，请参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第7册，第6547-6548页；《唐会要》卷六二“谏诤”，中册，第1078页；《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第13册，第4176页；《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册，第174页。“市舶使”与“监选使”，《唐会要》作“市舶司”、“监选司”；“右威卫中郎将”，《册府元龟》作“右卫威中郎将”。
[142]“波斯僧及烈”，即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册府元龟》之景教僧及烈（Gabriel），参见《蒲寿庚考》引海勒（Heller）《西安府景教碑》；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二章，第55页，注[14]；朱谦之《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143]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三一，第6册，第4897页。
[144]参《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6册，第1872页。
[145]上文周庆立担任市舶使时任左威卫中郎将，较宦官任市舶使者官阶为高。
[146]《文苑英华》卷六一三，第4册，第3180页“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称，波斯、古罗本二国舶到来之后，市舶使“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干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也表明市舶使主要职责是“供进备物”。
[147]参见《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册，第274页；《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第12册，第3781页；豆卢诜“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羲仲）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二七，第6册，第4882-4883页。
[148]原文载《文苑英华》卷六一三，第4册，第3180页。《全唐文》卷五一五，第6册，第5235页亦收此文，但由于《文苑英华》前有王虔休（德宗时人）“修进继天诞圣乐表”，而误将此文置于虔休名下，文章题目也误作“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论者或据此置于德宗时，误。又，海阳为唐潮州治所，此云“海阳旧馆”，未明其意，或者是指潮州设在广州的派出机构旧址。此存疑。
[149]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三三，第415-417页。
[150]《唐会要》卷六六“少府监”，中册，第1156页。
[151]《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第14册，第4591-4592页。
[152]《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6册，第4817-4818页
[153]参见《汉唐外交制度史》，“市舶使与押蕃舶使”，第516-525页。
[154]本表主要参照《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3-72页“遣唐使一览表”制成。另请参考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年）；武安隆编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4页；《七海扬帆》，第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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