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盐，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色久而不变，中国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71]

石琉黄，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72]。

白矾，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大秦所出者，色白而莹净，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73]。

人参，新罗国所贡者有手足，状如人形，长尺余，沙州参短小，不堪用[74]。

珍珠，蜀中西路女瓜出者是蚌蛤产，光白甚好，不及舶上者采耀[75]。

石蜜，波斯者良。注少许于目中，除去热膜，明目。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76]。

在一般情况下，唐朝人总是认为本土出产药物的质量不及外国出产的同类药优良。固然不能否定这种情况可能确实与药物本身的质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外来药物在唐朝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唐代来华的外国商人在经营珠宝业、香料业的同时，也有许多从事药物贸易。如诃黎勒以“波斯舶上来者”质量为良，这种药物的叶片有下气、消痰及止痢的功效[77]。天宝诗人包佶在病中得到友人相赠的诃黎勒叶，喜不自禁，作诗称：“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78]除了对诃黎勒叶药性的夸张性描写之外，从“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句可知，外来药物主要是由商胡经营的。天宝五载（746年），魏郡有人专门购求长生药，“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79]更是直接指明胡商出售者为罕见药物，而这种“难求”的药物必定包括了唐朝以外地区出产。波斯商人后裔李珣的弟弟李玹，也是专门经营香料和药物的胡商。

    随着外来药物的大量传入，了解和鉴别这些药物的性能，就自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文玄宗欲往师子国求灵药时，监察御史杨范臣进谏称：“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就已经提出了研究外来药物性能的问题。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在唐代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胡药”的本草著作。较著名者有郑虔《胡本草》7卷和李珣《海药本草》。

郑虔，天宝时人，曾任协律郎，并著书八十余篇。以私撰国史罪，坐谪10年。后为广文馆博士，诗歌、书法、绘画俱有高深造诣，被玄宗誉为“郑虔三绝”。郑虔还长于地理之学，撰写过《天宝军防录》。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80]。杜甫曾作长诗哀悼郑虔，其中“神龙极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就是指编纂《胡本草》和《天宝军防录》说的[81]。“药纂西极名”云云，表明《胡本草》很可能主要是收录从陆路传入的药物，而李珣《海药本草》则主要以收录海路传入的药物。

《海药本草》6卷[82]，原书久佚，但许多内容屡被后世的本草著作引用，今人从《证类本草》等书中辑出131条，从辑录的内容来看，《海药本草》分别记载了药物的名义、出处、产地、形态、优劣、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畏恶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已知记录产地的药物中，产于南海者32种，岭南者10种，广南10种，波斯15种，大秦5种，西海5种，产地多集中在岭南、南海和海外，与所称《海药本草》正相符契[83]。与李玹晚年修炼长生药一样，李珣撰著《海药本草》，与他的家族世代从事香药业贸易也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外来的本草著作和验方也经译介大批传入了中国。在唐朝初年，中国所知外来医学著作至少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波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84]。此外，在唐代明确见于记载的还有罽宾献“胡药方”和东天竺献“梵本诸方”等（见下表），《通志》也著录了“[唐]波驰波利奉诏译《吞字贴肿方》一卷”和“《龙树眼论》一卷”，尤可证明唐代外来医学著作的传播始终没有中断[85]。

有唐一代，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将不同的验方和医术带入了唐朝境内，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内容。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第二舶归国时，同时从唐朝前往日本的不但有林邑和婆罗门僧人，还有“波斯人李密医”[86]。又据记载，有“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后因医药有效，得到高从诲宠信[87]。在有关载籍中，时见有关胡药验方的记载，以下试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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