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也迦（thēriaca）是出产于拂林的一种解毒药，含有多种成分，拂林国曾将这种药物作为贡品向唐朝进献（见下表）。苏恭在《唐本草》中称，底野迦（即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88]在传入药物的同时，胡人也将这种药物的验方传到了唐朝。

又如，长胡椒（荜茇，pippalī）是波斯国的出产，据《唐太宗实录》记载，贞观中，太宗患“气痢”，久治不愈，“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黄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89]胡药的验方已经流传到了唐朝民间。孙思邈称此验方为“服牛乳补虚破气方”。并记载其内容称“牛乳（三升）、毕拨（半两，末之，绵裹），上二味，铜器中取三升水和乳合，煎取三升，空肚顿服之，日一。二七日除一切气，慎面、猪、鱼、鸡、蒜、生冷。张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90]“毕拨”即“荜茇”的异译。两相比较，可知是指同一种从波斯或大秦传来的验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这种验方还被收入了唐朝的药物学著作。

孙思邈又记载了“耆婆汤”。这种汤又称“酥蜜汤”，是以酥、生姜、薤白、酒、白蜜、糖、胡麻等11味药煎煮而成，主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91]。除了耆婆汤外，唐代还有“耆婆万病丸”[92]。耆婆为印度名医[93]，虽然不能排除有关以“耆婆”为名的方剂托名耆婆以自重的可能，但这些方剂大多都应该与印度古代医学有关。

据五代时王颜著《续传信方》记载，从西域传来的“仙茅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剂，唐时称“十斤乳石，不及一斤仙茅”。此方最初是由西域婆罗门僧在开元元年（713年），献给玄宗，服用有效，禁止传出宫外。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空、李勉、路嗣恭、齐杭、张建封等人都曾长期服用，甚有效验[94]。

补骨脂（vākucī）是一种生长在印度各地的草本植物[95]，“自外蕃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续传信方》记载了郑絪任岭南节度使时（810-813年）服用胡桃合补骨脂验方的故事。据郑絪自称，在岭南任上，因老弱，不服水土，“伤于内外，众疾并作”，服用各种药物都不见效，“有诃陵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初疑而未服，摩诃稽首固请，遂服之。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效。”并详细记录了调制方剂的方法[96]。

唐代外来医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眼科医术。杜环在游历中亚时，曾特别注意到大秦的眼医，称：“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97]此所谓“大秦”，就是指“拂林”言，《新唐书》也指出，拂林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98]唐高宗晚年长期患头痛，“目不能视”，久治不愈。侍医秦鸣鹤称，以针刺头出血，即可痊愈。于是“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当时复明[99]。据认为，秦鸣鹤所施医术，与大秦之术相类，按照唐代以国为姓的通例，他可能就是大秦国人[100]。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任成都尹，求南诏所俘工匠，得成都“医眼大秦僧一人”[101]，此人应即兼职医事的大秦景教徒。此外，中亚粟特康国曾向唐朝献“眼药瓶子”（见下表），而粟特胡人米遂也曾撰写了“明堂经脉”类著作《明堂论》[102]，但是就眼科而言，记载最多，最重要的则要属印度眼科医术[103]。

上文提到的《龙树眼论》，是隋唐间译介至中国的一部印度眼科学著作，据记载，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722种治疗眼科疾病的方法[104]。唐王焘《外台秘要》收录齐州“陇上道人”谢某所作“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叙眼生起一首”、“出眼疾候一首”、“眼疾品类不同候一首”和“眼将节谨慎法一首”，同时还收录了谢道人所传“疗眼暴肿毒，痛不可忍，欲生眚方”、“疗眼翳欲尽，微微犹有者方”和“疗眼风热生赤肉方”等三种验方。王焘称谢道人的医术是由“西国胡僧处授”[105]。此“西国胡僧”就是指天竺医师。“叙眼生起”称，人身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成，“夫眼根寻无他物，直是水耳”，完全是以古代印度的哲学理论来解释眼科疾病。印度眼科医学理论和医术，都在唐朝得到了广泛流传。

鉴真东渡之前，屡历暑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这位能治目的胡人，就是游历唐朝的印度医师[106]。印度眼科医术中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在唐代尤其著名。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107]杜甫诗中也有“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的描写，对印度眼科医术备极称许[108]。

此将史传中外国与唐朝交往中贡献药物的主要记载列表如下，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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