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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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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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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河文化的情况无大不同。墓葬中流行用铜斧随葬的现象说明砍伐工具进步了，可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墓中出现殉牛，晚期的墓葬有殉马坑，随葬车马器的墓也多了。
关于凌河文化的族属众说纷纭，尚无统一见解。但可以肯定，靳枫毅把凌河文化合并于文化面貌全然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都当成东胡，是十分错误的。我认为，魏营子文化和凌河文化乃是先秦史上很著名的“貊”人的遗存[128]，并相信会有新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
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文化发生了分化，但这种文化是在反映不同民族传统的器物特征方面，在经济形态方面都是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
在燕山以南地区，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行发展着大坨头文化[129]，如果要进一步细分，冀东滦河流域以唐山大城山T9②、T4②为代表的夏代遗存既不同于大坨头文化，也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另立一个类型[130]。桑干河流域的同期遗存也自有特点，可考虑另立一个类型。
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上是同时结束的，但大坨头文化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文化间歇期，继起了所谓“围坊三期文化”。围坊三期文化有继承大坨头文化的一面，但是是大坨头文化受到多种外来文化冲击而形成的。它有上文已提到的来自陕西先周文化的分，还有其他来自西方的成分，而其引人注目的乃是在滦县[131]、迁安[132]、等地随葬围坊三期文化陶鬲、陶罐的墓中，每有殷墟式青铜礼器和北方式青铜器共存。这同样也反映该时期文化的多元性。李伯谦主张把围坊三期文化合并到时代更晚的“张家园上层类型”中[133]。实际上这是相当于中原商代后期的一个独立阶段[134]。房山镇江营的发掘也证明它可以单划为“商周第二期”[135]。京、津、唐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是大致同期的，但比魏营子文化看来更兴盛。
继围坊三期文化兴起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在围坊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新的外来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36]。随着燕国建立而到来的西周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初期的燕国是在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区内的殖民地。张家园上层文化存在的主要时段是西周，这时在唐山地区也许可以单独划出一个“古冶类型”[137]。随着燕国的发展，本地文化的原有居民逐渐被融入燕文化之中。但是东周时期燕山山地的河谷中仍不断有东来的人群活动，使冀北地区的文化呈现万花筒的格局。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41页。
[2] 《大草原の骑马民族——中国北方の青铜器》，东京国立博物馆，1997年。
[3] 陈立柱：《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4期。
[4]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1期。
[5]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2期。
[6]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初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 在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初载于《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5年。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
[8] 林沄：《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9] 朱泓：《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10] 同注7。在后来正式发表的这批颅骨的研究报告中，潘其风对此表述为：前一组接近东亚蒙古人种。后一组的“主要种族成分也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表现出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基因成分。”（潘其风：《大甸子出土人骨的研究》，《大甸子》附录一，科学出版社，1996。）
[11]在体质人类学上，从颅高和颅长的比值把颅型分为"低颅（或称圆颅）"、"正颅"和"高颅"，从颅长和颅宽的比值把颅型分为"长颅"、"中颅"和"短颅"，从颅宽和颅高比把颅型分为"阔颅"、"中颅"和"狭颅"。
[12] 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2001年8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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