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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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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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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直到1997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居然还有一个既对考古资料没有实际了解，又不懂体质人类学常识的人，试图论证匈奴在文化和人种上都起源于中国中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这种谬论并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看待。
但是，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基本是凭文献考出的结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后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仍被多数人奉为信条。上引《中国通史》的说法实本诸王说。在考古学界，像田广金主张商代以来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均属早期匈奴遗存。[4]靳枫毅坚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遗存。[5]其实都基于北方长城地带不同时代的遗存均属于同一大族群的信念。
1992年夏天，我在呼和浩特和石家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宣读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6]和《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7]两篇论文，主旨都是批驳把东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遗存笼通地与史籍记载的匈奴、东胡混同起来。1995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戎狄非胡论》[8]。以上三篇文章虽然有很多方面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其实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当时已经收集和鉴测过的古代颅骨资料表明，战国晚期以后的北方长城地带的主体居民在人种上是不同于战国早期以前的主体居民的。但是，当时一方面受到古代颅骨资料相对贫乏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到陈旧的分析方法的局限，还不能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9]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10]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已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群，现代蒙古族即为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11]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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