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足额收缴、府库充实显然是朝廷对计司官员的第一要求。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镪”（《辽史》本传）。计使有权将逋欠赋税的州县官员打入大牢。康公弼任宁远令，“县中陨霜杀禾稼，漕司督赋急，系之狱”（《金史》本传）。各路计使还负责包括州县官吏俸禄在内的钱粮支出。李俨任山西路都转运使时，“奏定课额，益州县俸给”（《辽史》本传）。《王师儒墓志》记载的一条材料提供了各路计司掌管官仓、吝与支出的实例：“公任枢密副使时，适知燕民歉乏，力奏赈之。而主计者过吝官粟，以状上闻，谓粟价腾涌，不可贱出。以是未允其奏，余无肯言者。公再三为请，上悟之，深所嘉纳，燕民赖之济活者数百万。”“以状上闻”的主计者应即南京三司使。王棠任东京户部使时，“辽东饥，民多死，请赈恤，从之。”（《辽史》本传）这说明计使开仓放粮须得到中央的批准。大公鼎任长春州钱帛都提点时，“车驾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公鼎曰：‘岂可辍官用，徇人情？’拒之，颇闻怨詈语。曰：‘此吾职，不敢废也。’”（《辽史》本传）随驾的官僚贵族循例向钱帛司借贷官钱，遭到大公鼎的拒绝。象他这样坚持原则、谨于出纳的官员，至少在辽朝后期似乎并不多见。据《辽史·马人望传》，天祚帝时，中京一度“府廪皆空”，而“时钱粟出纳之弊，唯燕为甚”。马人望以参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曾尝试补救弊政，“以缣帛为通历，凡库物出入，皆使别籍，名曰临库”。结果他遭到“奸人黠吏”的造谣中伤，被迫离职。称职的计司官员任内应实现“国民兼足”“公私兼裕”,牛温舒、马人望因此而得到奖擢,刘伸任户部使时也因“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缗”，擢拜枢密副使（分见《辽史》本传）。而要实现国富民实，势必要求计使承担起劝农耕、修水利、除灾害、兴百工、通商贾的经济领导责任。梁援任户部使时，“因大水入都门，公率二人冒雨督役，迟晓晴霁，水不为害”（《墓志》），就反映了这方面的职责。其次，诸路计司依照中央的部署，在各路之间实现财赋的调拨移用。圣宗统治的末年，南京连年饥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造船，“漕粟以振燕民”（《辽史》圣宗本纪八太平九年），激起东京兵变。辽末康公弼监平州钱帛库，奉命“调役粮于川州”（《金史》本传）。至于根据需要在路内不同地区间进行财赋的调拨移用，特别是保证边防之需，更是无庸质疑的。其次，计使至少对管内财经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对其升黜有直接影响。郑恪曾差授东京供赡都监，“会表弟梁援为户部使，植性耿介，避物议之谓私亲也。不获早为之所，居七年始得去职，就朝请命。”[40]事实上，计使作为一路主管财政的官员，对管内府州县长贰的业绩最有发言权，朝廷大概是会给予他“举刺官吏”之责权的。再次，遇有战事或突发事件，计使有责任配合留守等地方长官守城御敌、平息事变。景宗乾亨元年（979），“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美。”（《辽史》本纪）辽末东京渤海兵变，留守被杀，“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人，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41]
辽末的史料中关于计司路的记载骤然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存辽末史料多出于宋人之手，宋人以辽朝计司路与本朝转运使路相仿，故习惯以计司路划分辽朝疆域；但更重要的还是计司路定型后，在辽朝的地位更加重要，特别是在烽烟四起、急于调发之际，计司路征调赋役之责尤其显得紧要。如辽末天祚帝诏汉人宰相张琳东征，差发10万汉军，“即降宣札付上京、长春、辽西诸路，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限二十日各赴期会。”张琳败北后，又令燕王耶律淳募辽东饥民从军，“别选燕、云、平路禁军五千人，并劝谕三路富民，依等第进献武勇军二千人。”[42]
各路计司的长官称使或都提点，下设副使、判官；使加“知”、“同知”时品秩稍低，实际为副职，正使缺员时主持本司事。副使、判官加“知”“同知”者同。加“权”字表示以他官代领其职。此外还有押衙等吏员。从上表来看，至少在三司、度支使司之下设有都勾、户部、度支、盐铁等子司（估计5京计司均有这样的下属机构，3个钱帛司的内部构成可能简单些），这一点与宋代的转运使司是有区别的，而与金代转运使司之内部结构相似。[43]从上表计使的迁转及有关记载来看，各路计使的品秩至少与节度使相侔；在5京，计使的地位仅次于留守，计司与留守司各司其职，互不统属；[44]辽朝计使的人选，一是重用汉族官僚大地主。辽朝是契丹贵族占支配地位、汉族大地主辅助执政的封建王朝。韩、刘、马、赵等家族效忠于辽政权，依靠契丹贵族的支持，发展了自身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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