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并成为辽朝统治的重要力量。[45]韩延徽家族、韩知古家族、刘景家族、耿崇美家族都有多人担任计使（包括行宫户部使）；[46]正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与契丹贵族休戚与共，所以受到重用，并积极为辽朝的统治服务。二是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辽朝契丹贵族子弟通过世选、荫补、充任护卫、祗候郎君等途径入仕，把持着主要的军政大权；一般部落子弟有望靠军功、充任亲军、吏员入仕；契丹统治者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以免汉化，削弱勇武作风，直到辽末才有所松动。汉族官员的来源，早期以吸收中原汉族官僚士大夫为主，中后期除直接吸收世家大族和官僚子弟以及吏员入仕外，还逐渐扩大了科举取士的门路。渤海人仕进之途大致与汉人相同，惟其官员人数尤其中高级官员的数量难望汉族官员项背。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南面官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世家大族、官僚地主子弟也纷纷加入科举取士的队伍。计司官员重用进士，反映出辽朝对理财官员素质的重视。计使往往迁转节度使、留守，不少直接入朝升任宰执，或累官至宰执。[47]这反映了计使政治地位之高。契丹人出任州县节度使者比比皆是，但很少担任计司官员。这是因为节度使的职掌偏重军政，契丹人尚武，不擅长也不屑于财务帐簿；曾担任计使的个别契丹人，如萧韩家奴，被列入《辽史·文学列传》，“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萧朴，“博学多智”（《辽史》本传）。计司官员的选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辽朝南面官制度的特点，反映了汉族大地主在辽朝的地位。
[1] 《辽史》卷45《百官志一》
[2]李逸友文载《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张、赖文载《历史地理》第15辑，1999年。
[3]上揭张、赖《平议》指出，上京道25应为35之误。上京道军府州城（头下、边防城）数合计36，东京道合计88，这是由于编撰《地理志》的人计算粗率的缘故，而不是撰志时另有它据。
[4] 见冯家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王廷《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载《大陆杂志》第83卷第6期，台北1991年。
[5] 参见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载《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6] 宋余靖《武溪集》卷18
[7] 前者见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2，后者见《永乐大典》卷14385，四霁·冀·冀州二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引，收入《长白丛书》四集《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9] 见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577、59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0] 如圣宗统和十四年诏参知政事邢抱朴决南京滞狱，开泰五年（1016）以政事舍人吴克昌按察霸州刑狱，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遣使审决双州囚等。
[11] 宋李攸著，丛书集成初编本。刘浦江以为此处的下州为头下州，“头”字系脱落，显然是误解。见《辽代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 《地方行政制度志》第3章第3节，中华文化通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 以上《新五代史》卷72《四裔附录》第一
[14] 《辽史》卷37《地理志一》
[15]《新五代史》卷72《四裔附录第一》引胡峤《陷虏记》。
[16] 《新五代史》卷72《四裔附录》第一引胡峤《陷虏记》。
[17] 据《资治通鉴》卷270、276，新州裨将卢文用率部降附契丹，据平州为卢龙军节度使，后复降唐；契丹再取平州后，又以张希崇为卢龙军节度使守平州。
[18] 《辽史》卷40《地理志》四
[19] 《金史》卷133《张觉传》载，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金太祖只以燕京及属内6州与之，而“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故弗与”。《三朝北盟会编》引《金虏节要》（见《金史辑佚》）谓，平、滦、营3州自后唐失陷后，契丹号为平州路；石晋之初，契丹又以燕京管辖6郡号为燕京路，“与平州自成两路”。
[20] 并见《辽史》卷82《耶律勃古哲传》
[21]据冯永谦《辽代头下州探索》（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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