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头下军州时称“私城”，如《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十三年“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太平三年（1023）“赐越国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它们与头下主始终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如早期的“福州，翰所治也”（胡峤《陷虏记》），道宗咸雍年间“郡邑之大曰义州，今兰陵郡夫人萧氏主之”（《创建静安寺碑铭》，载《辽代石刻文编》）。

[23] 《辽史》卷39《地理志》三

[24] 《辽代石刻文编

[25] 《契丹官仪》

[26] 东京留守司有些例外，据《辽史》卷38《地理志二》，辰州、渌州、开州三节镇及定州隶东京留守司，这4州都是渤海国旧州。撤销东丹国后，东京留守司担负起统领辽东渤海州县的责任，并长期保留中台省左右相、左右平章事等官职。这是东京留守司与其他4京的不同之处。但它直辖的州是不断减少的。

[27] 参见王曾瑜《辽宋金之节度使》，载《大陆杂志》第83卷第2期。

[28] 辽朝户籍管理大致分部族、州县、宫卫三个系统。宫卫人户又由分别从事游牧业的契丹等族和从事农耕的汉、渤海人组成，因而宫卫官也相应分作北、南两面官，分隶北、南枢密院。诸宫卫所领户口称宫分户、宫户。杨若薇同志研究指出，隶宫州县的编户并非宫分户。见《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一篇之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隶宫州县与朝廷直属州县的编户，身份是一样的，分别向宫卫和朝廷提供赋役义务，可任官，参加科举；不仅隶宫州县人，汉、渤海族宫分人也可以参加科举、任官。见《辽史》张孝杰、张琳、姚景兴传。关于头下州县的人户，至今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李锡厚先生认为头下州县人户尽管对主人存在较强的依附性，但他们真实的身份乃是提供春秋两税的“二税户”，或曰“转户”，即没有恒产的“客户”，决不是私奴。见《头下与辽金“二税户”》， 载《文史》第38辑。头下军州“二税户”一词究竟来源于交纳春秋两税，还是因为“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姑且不论，而“头下户”的身份区别于私奴“驱籍”，还是可以肯定的。参见李锡厚《论驱口》，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9] 以上《契丹国志》卷12《天祚皇帝下》

[30]《三朝北盟会编》，见《金史辑佚》页308。又见于《金史》卷44《兵志》。北宋“收复燕云”后改辽南京、西京为燕山府、云中府。

[31] 辽朝除这种州县理财路分外，还有一种边防军区路分，先后置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东京路统军司、东北路统军司、乌古敌烈路统军司，统领部族军、州县汉、渤海军。由于各路边防以部族军为主，这种边防军区也可以看作部族分布的区域划分。据《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载，“燕王自称帝后，以燕、云、平、中京、上京、辽西六路，奄为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讨府诸番部族，天祚主之，犹称保大二年，辽国自此分矣。”《辽史·道宗本纪》载大安八年“振西北路饥”，九年“振西北路贫民”，寿隆元年“赐东北路贫民钱”，就是指西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辖下部族。辽朝后期所见中京路按问使（《耶律和尚传》）、按察河东路刑狱（《贾师训墓志》）、辽东路按察使（《邓中举墓志》）等，虽然仍是临时性差遣，似有依财赋路划分按察区域的趋势。河东路当即西京路，亦作山西路；辽东路当即东京路。

[32] 王文载《书目季刊》第10卷第2期，台北，1976年；向、杨文载《文史》第17辑。

[33] 下表《本纪》指《辽史本纪》，《本传》指《辽史》本人传。《石刻》指《辽代石刻文编》。《墓志》除特别注明的外，均载《辽代石刻文编》。《长编》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简称。上揭向、杨论文认为宫卫置有户部使，领宫卫宫分户财赋事务，下表耿延毅、王说、冯从顺所任即是。据《耿延毅墓志》，耿由节度使“入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兼帅武平军，转户部使，加太尉。寻以风痃，不随行在，乃求医于中京贵德坊。”武平军为遥授。笔者近日在刘凤翥教授处得见新出土的韩知古曾孙耶律遂正之《墓志铭》拓片，志文载遂正曾任契丹户部使兼飞龙院使，确证辽朝于东京户部使之外别有一行在即行宫户部使。据《王说墓志》，王说以中京板筑都部署全面负责建城事宜，“营筑劳神，板图任重，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辖民夫。大内既成，宏基已就，功名未显，疾病俄萦。”他所任并非东京户部使，当是行宫户部使。至于冯从顺所任上京户部使，向、杨认为上京置盐铁使领州县财赋，因行宫往来于上京道，故以上京户部使别称行宫户部使。但分析冯氏《墓志》志文，似非属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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