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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加，证明佛教的流传情况）。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5]太祖对宗教进行取舍所根据的原则是哪一种宗教更有利于他的统治。取舍的前提是对这些宗教有相当的了解。尽管太祖偏重于儒教，但佛教、道教也在同步发展着。神册三年（918）五月平定第三次诸弟之乱后，“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次年八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6]上行必然下效。辽朝初年，在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提倡下，佛教在社会上得到了迅速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观音像亦在契丹本土流传。天显十年（935），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7]11
最后，在太祖崇奉的诸神范围之外另立一神是太宗引进佛教观音像在宗教现实上的需要。
太宗即位后，在述律后的倾心辅佐下，太宗广泛利用了太祖在位时建立起来的威信，消除异己，稳定统治。
其一，为太祖上尊号，隆重治陵寝和殿堂，以示尊崇。天显元年（926）七月，太祖崩，九月上尊号曰“升天皇帝”，次年秋，祖州陵寝和殿堂营建完毕。祖州城内有殿，“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太祖陵寝“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迹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有东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8]“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署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9]这种神道设教的形式起着安上治民、佐教、昭孝的作用，在古代中原帝王是平常的举动，但在契丹却是开创之举。
其二，不断拜祭太祖陵寝殿堂，并郑重制定了一套拜祭的礼仪。天显二年即皇帝位后，有司请改元，不许。次年，治天膳堂。四年，太宗共拜谒太祖陵寝和殿堂十次，五年八次，六年四次。为此，太宗还郑重制定了一套祭拜的礼仪。“谒庙仪……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10]这几年频繁的拜谒太祖是太宗消灭异己力量的重要措施。比如，拜祭中有许多是偕耶律倍同行，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其惶恐不安而奔唐，解决了太宗的心腹之患。耶律倍赴唐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11]在耶律倍天显五年浮海适唐后，太宗的祭拜活动也告一段落。
其三，继续神化太祖和述律后，使之成为辽帝国发展的保护神。天显三年八月，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五年，以太祖帝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十月，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七年，御制太祖建国碑。
这一系列的活动利用了太祖的威望，稳定了人心，团结了民众，对太宗朝的权力交接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施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当眼前的危机过去，政局稳定之后，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即整日笼罩在太祖的余威下，对并非庸主的太宗来说也是相当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宗自己的威信如何建立？太宗如何保证自己大政方针的实施？尤其是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并遇到阻力的情况下。但由他强化起来的偶像又怎么可能再由他一手推翻呢！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在太祖的权威和信仰诸神之外再建立新的崇拜对象。为了与太祖的威信抗衡，另立一神是必然的决策。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契机、在什么事情上打破以前的僵局，这也是对太宗处理政务能力的考验，而且事情是否能够成功，同时也关系到太宗朝政局的发展。
二、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的契机
在解决了内部异己势力之后，太宗可以放心的把目光转向他多次带兵作战过的燕云地区了。还是在太宗刚即位时，朝臣中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雄图伟略。“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12]现在他终于可以放手大干，成就他的千秋功业了。但是，南征却受到强烈的反对，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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