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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山仪”的先后礼仪规范，或可发现其中端倪。《辽史》所记阻午可汗所制“拜山仪”共有四个环节：帝后拜天神、地祇；群臣致奠于君树、群树；君臣共同拜神门树；君臣共同祭东拜日。众所周知，对山神的崇拜是契丹民族最重要的、也是与其他北方民族相比最具特色的习俗之一。但在整个拜山仪中却没有对山神本身的礼拜。这和拜山仪之名是不符合的，也不符合契丹族的信仰心理。而太宗所增“诣菩萨堂仪”作为整个拜山仪的一部分，是“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即在过神门树之后、拜神之前“诣菩萨堂”，增加了对山神本身礼拜的环节，整个拜山仪就显得完美无缺了。况且，“白衣观音……造像形式常以山林或荒野为背景。”[18]这是一个从圣山崇拜到神石崇拜的发展过程，亦完全符合萨满教观念的演变规律。此为其二。
或者可以认其为战神、士兵保护神等，“契丹人明确地相信，观音菩萨具有特别的军事力量。”[19]而且《辽史》在记太宗将白衣观音像“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之后，又记“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20]我认为这一点和契丹的祭天地习俗相关，而非战神等。如“皇帝亲征仪”中必须多次“祭天地”。将出征，“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将临敌，“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用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牝马、牛各一祭天地”。[21]《辽史》诸帝纪中所记皇帝出征前，必祭天地；祭天地则必到木叶山，所以必拜山神；但如距离木叶山较远，则简行之，所行仪式上则无拜山环节，“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契丹国志·建官制度》中说的更为明白“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及木叶山神。”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白衣观音就是木叶山神。此其三。
白衣观音的形制。白衣观音作为山神，又是从中原得到印证后借鉴而来，其形制应该是高大的（与萨满教其他神灵相比）。“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有一石雕观音菩萨像，用淡红色凝灰岩雕成，面南而立，原高4.7米，头部今已不存。日本鸟居龙藏博士曾两次前往调查，其时头部尚存，唯已缺损。尤以面部目、鼻、口等已失去原形，然全貌大致仍可以看出，足部则完整无缺。据该博士调查记载：由侧面看，此像腹部向前，首足略后，挺身而立，这种体形为当时造像特征之一。头发结起，型似宝冠，上戴网状玉饰，余发披垂两肩。项佩璎珞，宽缓下垂，其中大玉镶嵌宝石之痕迹尤存。身着一件由上而达足部之素衣，从左肩向右下方松缓倾斜，末端挂于右肩。胸部开敞，前襟中央有二条剑尖形细带，这是胸前勒结之素衣前端。石像左手曲置胸前，掌中捧一宝珠状物（因上半缺损，难以辨别为何物），右手则直用指尖向上轻扶之。两足由裙褶下向前露出一半，踏于两朵莲座之上。从整体看，石像构造匀称，气派雄伟庄严，可以称为辽代石雕造像之代表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于上京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太宗耶律德光又尊观音菩萨为‘家神’，故此观音菩萨立像可能是天雄寺之遗物，乃辽代早期雕造。”[22]文章也是在推测观音的神灵属性，既然太祖在天雄寺奉安祖考遗像，观音又是家神，完全可以共存一寺。
另一方面，白衣观音又的确是佛教之神存在于契丹社会。前述白衣观音之传入契丹之时，契丹社会早有佛教流传，且观音像亦已为人所熟知。白衣观音作为佛教神灵存世，不会产生其它疑虑。尽管，白衣观音被耶律德光引为“家神”，但这只能增加佛教在契丹民众中亲和力和吸引力，不会因此发生宗教观念上的混淆。辽朝中后期，佛教在契丹广泛流传，凡有佛教释迦牟尼像存在的地方都必然会有观音像，各种石窟、佛寺、墓葬石刻、经幢浮图等雕刻中观音像几乎是无处不在。同中原一样，观音也成为民间最为信赖、最具人性化的佛陀。从整体的辽代佛教石雕艺术来看，只有一些局部的改变体现了辽朝北方民族的特色，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型、佛生故事等都与中原佛教主旨相同。故白衣观音仍然是辽代佛教诸神灵中的一员。
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了萨满教的多神特点，采用的是萨满教的造神方式，将白衣观音引为家神，白衣观音首先作为木叶山神置于契丹人祭天地的重要礼仪上，引起了契丹民众在宗教上的共鸣。然后在这样的群体共鸣中，白衣观音所代表的佛教在辽朝的影响迅速扩大。所以白衣观音在契丹社会是具有两面性的神灵，既是萨满教中的山神，又是佛教中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当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时候，不仅联想到中国古代史上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的改造以及近代历史上的“中体西用论”、“西学东源说”等等，应该说人类历史上文化移植过程中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共同规律，即新文化必须首先在旧的本土文化中找到契合点，只有对新文化进行适当的改造，才能使新文化在新环境中生根发芽，并成长壮大。任何不讲求环境的文化移植都将是徒劳的。其结果也必将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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