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太宗自己兴师前亦说，‘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笔者所加，即天皇帝）敕使也’。那么，太宗梦中的太祖为什么在后来南征归来的途中变成了白衣观音了呢？这应是太宗经百般思考，处心积虑决心要加以改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再次利用太祖余威，达到说服述律后，同意他率军南征进入中原的目的之后，太宗惟恐再次落入太祖神力控制的圈子内，那也就意味着他将无法摆脱太祖和述律后对他的限制和束缚。在关键时刻太宗巧妙的、但却是意志坚定的将梦中神人改头换面，换成了白衣观音，从而在契丹社会引进了新神。这个改变在太宗心目中是神圣的，白衣观音的引进是肩负着神圣而重大使命的。
三、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的过程
辽太宗费尽周折，终于使述律后及契丹社会上层相信他的异梦，支持其实现南征并取得胜利，进而又偷梁换柱，在幽州大悲阁“印证”了白衣观音像。这一系列行动的结果是：对白衣观音的崇敬已经基本上确立。但是，从一时的崇敬到真正的信仰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从白衣观音在“异梦”中“出现”到“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的转变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佛像的迁移，更不是从幽州到木叶山的搬运，它是辽太宗利用契丹民族原有的萨满教信仰仪式，为白衣观音这座佛教新偶像（对于契丹民众来说）在契丹旧有宗教中找到了契合点之后，白衣观音才得以顺利地深入到民众的精神领域。换句话说，引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教改造的过程，即利用萨满教对佛教进行了改造。在宗教改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辽太宗加强了白衣观音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白衣观音也被辽太宗利用来强化了自己在契丹社会整体范围内的威信。笔者将分以下两个层次对这个过程进行考察。
首先，萨满教中的“神”都有自己的偶体或偶像，而白衣观音像引进后成为萨满教众多偶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引进后的佛教白衣观音像已经成为萨满教众神的一员。这是白衣观音在契丹萨满教世界中的地位。
萨满教中诸神灵偶体按照何种程序产生呢？偶像的来源几乎都有某种神话、传说的依据，并根据神话、传说中所描绘的模样去制作偶像。“做梦本是人的生理现象，但在萨满教观念中却视为浮魂外游的结果。而梦中所得的幻体，则被尊依为神偶的形制……神偶偶体的形成源于梦（萨满的梦，笔者加），并非萨满随意而为”。“此外，萨满因灾异、病瘟、受敌、内斗、结盟、出兵、问卜、释俘等事件而获奇特之梦，梦中有神影助佑，醒后果有灵验者，必行大祭，并按梦中影体，制成一个新的神偶，与众神偶共祭。”[17]萨满教神偶的种类按其发展顺序可分为以下实物、石偶、木偶、偶像等。
我们上揭白衣观音引进契机的叙述已经表明，白衣观音的引进完全符合萨满教神偶产生的规范，从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异梦”，到南征一事的胜利，再到幽州大悲阁的“印证”，以及白衣观音之能够落户木叶山等，都说明了白衣观音是按萨满教神偶的产生程序在木叶山找到落脚点的。而且，上述规范表明，没有耶律德光在幽州对异梦的“印证”，白衣观音也一定会被契丹族萨满依照德光的梦中形制制作这个偶像的。
过去，人们对辽太宗的“异梦”这一引进白衣观音时所使用的外在形式重视不够，而过多的考虑了佛教的社会基础，或是引进佛教的直接的社会功用，即安抚汉人俘虏，麻痹人民等。实际上，皇帝的梦境能够引起整个领导阶层的高度重视，并被看作是制订国政大事的依据，不仅仅是因为梦主贵为皇帝，更因为这一梦境发生在萨满教流行地区。按照萨满教宗教实践原则，辽太宗本人虽然不是萨满，但在人们普遍相信梦是鬼神等超自然力对人间吉凶祸福发出的警告的大前提下，皇帝反复出现的“异梦”，自然与寻常人等不同，让人不能不给予特殊的关注。透过德光的“异梦”联系契丹族萨满教神偶的制成规范，并考察白衣观音在萨满教中的地位，应该是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白衣观音就是因“异梦”形式在萨满教找到了契合点，从而成了萨满教众神中的一员。所以，史学研究中有些形式上的东西也是十分重要，值得人们重视的。
那么，白衣观音在木叶山中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神灵呢？本人以为是木叶山的山神。这首先需要从萨满教的多神特点上寻求突破点。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其中仅属于自然崇拜的就有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等，更有来源于动物的名目繁多的神和属于祖先崇拜的神。白衣观音置身于这个万神殿中，既然不是动植物神灵，也不是祖先神灵，从道理上就应该归入自然神，况其具体位置又设立在木叶山，故应为山神。此为其一。
仔细考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