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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以南征一事为契机，把白衣观音当作工具或手段说服了述律后，达到了南征的目的。南征胜利之际，太宗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在“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契丹社会在辽太祖所崇拜的诸神之外又增进了新的偶像。这些举措，使辽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白衣观音像的引进不但使辽太祖对契丹社会长期的精神垄断被打破，对太宗的新的崇拜得以建立起来， 而且太祖时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由此引起了契丹社会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南征实现，将辽国统治范围扩大到了燕云地区，太宗的权威得以树立起来，并随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由此成就了一代帝王功业，造就了圣主英名。对此，《辽史》有颇多赞誉，总的说来，还不算过分。兹抄录几处，以证实此说。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辽史》卷55《仪卫志一》：“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西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文谓之仪，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辽史》卷45《百官志一》：“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等等，不一而足举。
其次，对辽代佛教的发展，杨富学先生认为，圣宗钦哀皇后称制是辽朝宗教政策得以改变的转折点。钦哀摄政四年，“取消三教论衡之策，独崇佛教，使佛教很快在辽朝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日后辽朝皇帝佞佛之风日烈，根基就在于此。”[23]黄震云先生亦有类似看法。“钦哀皇后的洞达三乘，从于佛意直接导致了以后帝王对三教态度的改变。”[24]笔者认为在辽朝历史上最有效提倡佛教的历史人物是辽太宗。太宗引进观音像，并奉为家神，改变了辽太祖时期的三教论衡，以儒为先的宗教政策，国家宗教政策向佛教倾斜，佛教变成了皇族的家教，进而变成了国教。上行下效，契丹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信佛、崇佛、佞佛风气渐长，造成了辽朝后期佛教的泛滥，社会就此衰落下去。
太宗时代不仅为观音立像，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佛教的发展。会同五年，一次饭僧五万人。这个数字在辽初时，已经不算是小了。穆宗虽嗜利好杀，也曾饭僧。景宗在生日时设无遮会，饭僧祝厘。圣宗时佛教的发展已呈泛滥趋势。当时契丹人取名多源于佛教神灵名字。圣宗弟耶律隆运小字普贤奴，景宗和圣宗的女儿有四人小字分别为观音、观音女、长寿女、延寿女，同时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为小字的，特别普遍。连妇女的化妆，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25]佛经契丹藏的雕刻和房山石经续刻均发生在圣宗朝，圣宗朝修建的著名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等，圣宗自己的小字就是文殊奴，而且“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律吕音声，特所精彻。”[26]统和九年（991）正月的“诏禁私度僧尼”的诏令，[27]实际上反映佛教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到圣宗钦哀皇后称制、辽兴宗、辽道宗当政，佞佛之风不可抑制，僧尼遍地，寺庙如林，佛经充斥，以至后人发出“辽以佛废”的感叹。这些绝非钦哀皇后执政短暂四年的一日之功。
当然，佛教的发展对辽朝境内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辽世正值佛教发展的成熟时期，佛教成为各不同民族发展中存在的少有的共同话题。契丹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僧人的交流、佛教经典、教义的讨论、介绍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回鹘、高丽都曾经向辽进奉佛经、佛像、佛僧。“这种宗教风习，使契丹与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心灵相通之处。白衣观音实际成为辽与宋、夏及金文化交流的桥梁。”[28]这使民族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融合加深，从而为统一多民族的形成及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契丹社会以多神的萨满教为主要信仰，佛教已经得到初步传播的基础上，而对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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