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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于人判断外物的心理定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之闻之》对这一过程作了极为正确、精彩的描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人的心志要等待外物的作用而后“作”，作，兴起也。心志对外物诱情能够会进行判断，只有感到“悦”，“快于己者之谓悦”，⑦ 也就是愿意乐于接纳的，心志才会起而行之。这种悦而行之的过程经过多次的“习”，也就是重复，而后就会“定”，即形成心理定式。心理定式一旦形成，就成为今后心志判断外物的经验。
子思学派认为，“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⑧ 即心之所之，具有不确定性。在恶言恶行的作用下，心之所之，往往会偏而向之；而在善言善行的作用下，心之所之，有时却不一定向往。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定式未必都正确。如果不能主动把握心志，就难以确保人性向德行的转换。为了能使心志将情性导向正确的方向，必须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接触足以将情性引向邪途的恶物，所以，郭店楚简已经提出慎交游的思想：“与为义者游，益。与庄者处，益。□习文章，益。与□者处，损。与不好交者游，损。处而亡□习也，损。自示其所能，损。自示其所不族，益。”① 二是在与恶物的接触不可避免时，则要着力扶正志的方向。《大戴礼记》中的《保傅》、《文王官人》两篇刻意论志，当为子思学派心志论影响下的作品。
《保傅》旨在说明“殷周之所以长有道”的原因，在于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少师、少傅、少保对太子能尽保傅之职。因为“天下之命，县于天子”，而要使天子向善，就必须在太子“心未定”，即心志未形成定式之时，逐去邪人，不使太子见恶行”，而能“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意图很清楚，“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太子少长，要入小学学礼。卒业，入太学，承师问道。保傅要“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及太子成人，免于保傅之后，为及时纠察其过失，而“有进善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夜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使太子“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能“中道若性”。儒家将择居处、慎交游、正心志作为修身的普遍原则，正是出于以上的认识。
《文王官人》则反复讨论“志”与君子修养的关系，认为志的正邪、强弱，与德行高下直接相关，因而不仅提出加志、养志、考志、探志的问题，而且提出观志和考志的方法：“方与之言，以观其志。志殷如深，其气宽以柔，其色俭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见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徵清而能发，度察而能尽，曰治志者也。华如诬，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无为有者也。此之为考志也”。要求君子“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烦乱之而志不裕”，以“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锢，已诺无断”为“弱志”。要求“其志无私”，要有“诚志”。主张君子“合志如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隐远而不相舍”。反对“心色辞气，其入人甚俞，进退工故，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共叛人甚易”的“位志者”。
《大戴礼记》的其余各篇，论志者也在在多有，如《四代》云：“好色失志，妨於政。”《曾子制言》云：“君子执仁立志。”《用兵》云：“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曾子疾病》云：“高明广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劝学》云：“是故君子靖居恭学，脩身致志，处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子张问入官》认为六情藏于志：“故六者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曾子制言》强调以志为重，位为轻：“不得志，不安贵位。”皆是。
由郭店楚简可知，儒家重教育，有其心性论方面的原因。《性自命出》云：“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因此，儒者的责任就是因性明教。《六德》云：“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此“向”，即心志之向。
孔子以《诗》为六艺之一，教授弟子。孔子《诗》教的深意何在？值得玩味。《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则孔子删《诗》，是为了体现礼义。那么，孔子又是在那一个层面上决定去取呢？《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据此，孔子选取《诗》三百篇的宗旨，是要止僻防邪而归于正。此处的正，是指性情之正。可与此相互发明的，是《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论语集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朱熹进一步指出，“《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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